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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六四”惨案中真正的历史责任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明镜何老板的资深粉丝,想洗就洗的频道。
        又是一年“六四”哀悼日,在这个令人悲伤的日子里,我试图站在中共的角度进行一些反思,总结一下中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最终酿成了悲剧。
        中共最终开枪的原因,邓小平在事后会见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会议上有明确的表述。他判断天安门事件“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如果说大多数大学生心里确实没有这个念头,那么说明中共对大学生一方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为什么中共会做出这种误判呢?内部原因是中共在灵魂深处始终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念头,始终觉得有人要推翻自己。而外部原因是八九年六月初的那几天,北京的街头确实出现了局势的恶化,有部分参加示威的人有袭击解放军的行为,甚至有部分群众“缴获”了一些枪支。不论这些行为是不是中共故意进行试探的结果,客观上都给了中共“有人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论据。实际上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最终开枪已不可避免。
        在昨晚的“今夜很政经”节目中,胡平先生和观众们谈到了解放军和大学生是谁先使用了暴力的问题。我认为在当时那种矛盾高度激化的气氛中,擦枪走火是非常符合常理的事情。当矛盾已经激化到那种程度,去苛求谁先使用暴力,谁就承担历史责任并没有意义。也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若干个独立爆发的小冲突中,分别是解放军和大学生首先使用了暴力。
        这就好比在一个烟灰缸旁边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最后着火了,去追究谁扔烟头的时候不小心点燃了易燃物并没有太大意义,在不应堆放易燃物的地方堆放易燃物的人才是主要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虽然八九年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是参照近两年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再加上对各种历史材料的学习(包括明镜的节目),我大概可以还原当年矛盾是如何激化的。中共从来不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能承认自己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如果发生了冲突,一定要动用宣传机器或者其它手段,把对方扣上反革命、与人民为敌、与国家为敌的帽子,将对方定性为暴徒。于是,本来可以用谈判、用互相妥协解决的矛盾,一步步激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一个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参加的民主运动,要说里面完全不存在别有用心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但正是中共这些激化矛盾的行为,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煽动群众进行暴力抗争的机会,最终造成了暴力镇压的悲剧。
        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有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发生的时候,有智慧的领导人都应当迅速在可以妥协的领域妥协,实现人民群众一部分的呼声,同时分化抗争的群体,对于分化后少部分极端的抗争者,用最小的成本进行镇压,恢复社会秩序。当年的北京应当如此,现在的香港和美国也应该这样做。
        在本文的结尾,我想引用一段《黄帝内经》中的论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贤们早已记录下来的道理,希望当代的领导人们也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