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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掌控经济的信心动摇


《明镜月刊》编译 王琳琳


有人担忧中国是否能够朝向消费型经济转型成功,阿里巴巴集团似乎在2014年11月11日的中国光棍节率先转型成功,阿里巴巴运用光棍节成功创造出网上购物热潮,在2014年光棍节这天线上购物总金额高达571亿人民币,远超过2013年美国两大购物节“黑色星期五”以及“网购星期一”的总销售额度。然而,仍有美国学者认为,不能过度乐观而自得意满,未来中国经济还有许多风险会逐渐浮现。

中国经改是前进还是倒退

两位美国学者史塔特(Amy Studdart)和帕克(David Parker)于《全球经济月刊》(Global Economics Monthly)撰文分析中国过去一年来的经济改革,指出在2013年底,中共第18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实施计划,旨在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中国官方预估的数据,这些经济改革在未来10年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扩增一倍之多。然而,史塔特和帕克认为,事实并不如预期,依照目前状况看来,年度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恐下降1%。

如同外界广泛讨论的,中国最大的问题仍然在于:如何落实改革计画?从决策面观察,习近平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官员承袭了中国的老问题。在过去历任领导人的治理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投资环境也大受局限,外界猜测中国会采取一种“震慑式”(shock and awe)策略来刺激经济增长,不过,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北京粉碎了外界这样的说法。

部分分析人士称赞三中全会推出的新经济改革具有“潜在革命性”(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习近平亲自率领政策小组,建立一个新的、高层级的政策协商单位,并承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效。然而,最初改革的热情似乎逐渐消退,习近平已经有别于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成为总揽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

尽管如此,习近平的指令还没有转化成一系列清晰的经济优先改革事项,某程度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政策太过广泛,改革政策共有60条,具体措施共336项的改革清单。史塔特和帕克认为,若要确实协调经济决策机构,以及确保各部门在不同阶段的工作,必须明订清楚的优先事项,例如金融改革,应该按照次序来进行。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习近平成立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貌似促进了经济政策的推展,可以监督经济改革的过程,然而,习近平亲自监督改革进程,仅仰赖一小群的经济决策顾问,却是破坏了现有的官僚沟通管道。至少就现在看来,协调已恶化,若照这样的趋势走下去,不但拖延经济改革,甚至增加了在拖延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成本。


习近平亲自率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上对下的协调管道受阻

同样地,三中全会的广泛改革措施,也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北京在治理方面,多半倚靠地方领导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及治理的积极度,地方拥有较大的治理权;在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治理模式有了转变。

尽管北京仍然强调“摸著石头过河”,以及务实政策的重要性,视地方需求调整政策,但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则秉持著“高层协作”(top-level design)的改革理念,为了达到政策推展的一致性,必须遏制地方官员的权力,透过“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导经济改革计划。

史塔特和帕克认为,北京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原意应该是希望创建一个良好沟通管道,中央与地方决策机构可以传递想法以有效实施改革,并满足地方所需,但事实上却影响了平衡,过度任务分工、零散地执行,反而降低了效率,也违背了市场化改革的意义。

此外,史塔特和帕克亦指出经济改革转变的另一个特点:习近平更谨慎小心地使用试验性政策,避免政策失败。例如“上海自由贸易区”(FTZ)的试验性政策,最初就是标榜做为一个金融改革的试验地区,可惜的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之后推出的实质性改革一直不大。

虽然就某程度上,实施新政策必须循序渐进,特别是在金融改革领域,借鉴历史上有很多快速开放自由化反导致危机的例子,但是循序渐进也是有风险存在,由于实验性政策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政策是否失败,这是改革者的最大阻碍。

上海自贸区也延伸另一个新问题,即:中国如何回应国际压力?华盛顿长期鼓励北京开放金融市场自由化,历任中国领导人都选择忽略之,除非华盛顿的建议正好符合中国内部经济政策,否则中国不会接受。

在习近平的治理之下,自然也不例外,国际压力影响了上海自贸实验区,当2013年4月东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促使北京重新与华盛顿恢复中美双边关系,进而扩大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范围。

整体而言,回顾中国在2013年所实施的改革策略,史塔特和帕克认为,仍存在著两个主要的风险,首先是有限的试点范围以及零散的改革方式,无法展现出预期的效果,致使难解的政治改革变得更加复杂。

再者,令人越来越担忧的是,北京采取渐进式的作法,很可能计划赶不上事件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国拥有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以及雄厚的外汇存底,足以避免真正的金融崩盘,北京也成功地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但是,过去成功不一定未来也会有效。10年前的经济改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1/4,且仅仰赖出口以及过度投资的方式来刺激增长,反观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改革与危机处理也会是如此。(《明镜月刊》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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