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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三个发展时期代表不同的领导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若我们从1949年看起,可以发现自中共建党以来,就不断将所有文化产业和文化机构国有化,使其能服膺国家社 会主义的新型意识型态;在这当中,透过中央、省和地方政府来资助设立的博物馆,对中共而言就是一个相当好的宣传媒介。中共建党初期创建的博物馆,比如说 1950年代设立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已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包括建筑的形式、对革命遗产的推崇,几乎都是继承苏联的影响;直到“大 跃进”时期,才有更系统性的整体建设。

因此,邓腾克认为,若从中国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蓬勃活跃时期,这三个时期也分别代表了中共不同的领导思维,其一为大跃进时期(1958年至1962年),其二为后毛泽东时代初期(1980年代),其三则为后天安门事件时期(1990年代至今)。


中共建立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但塑像只是八路军将领,抹杀了这场战役中更多浴血拼杀的国军将士。


在 大跃进时期,共产领导高层下令快速拓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机构,其中也包括博物馆的设立;相关数据显示,在1958年时,中国境内就已经有865个县级博物馆 及8万3065个公社展览厅,此外当然还有国家级博物馆的创建。这些机构中的展览,基本上都呈现了一种狭隘、以党为中心的现代史观,强制地将过往事迹以一 种尴尬的型态嵌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当然也符合毛泽东对历史的诠释,那就是排除掉一切与官方论述相左的细节与事件,压制与党的思维不同的史 观。

然而,就像大部分的文化机构一样,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因为“破四旧”的理由而遭到摧残,但宣扬党的精 神的脚步未曾停歇,关于红卫兵“成就”的展览仍相当活跃;当然,“文革”本身是反博物馆精神的,毛泽东的名言“我不想让人像对待死了的祖宗般待我”,很明 显地就是对博物馆尊崇的那些过去历史表示反感。

说到底,进行“文革”的动机,部分就是唤醒人民对过去革命的记忆,为 了找回已与人民渐行渐远的革命精神,因此在当时,著名的革命圣地如井冈山、韶山和延安等,都成为追溯革命记忆与精神的指标地点;直至现在,这些地点对中共 而言仍有重要意义及操纵意涵,自2003年开始,中共开始发展“红色旅游”,以主动、参与性的方式来延续革命记忆,尽管这种带有思古怀旧、商业气息的行 程,基本上已与文革的“革命朝圣之旅”大不相同了。

对历史记忆重新制度化

接著下来就是后毛泽东时代初期,邓腾克指出,这个时期中共在博物馆的创建设置上,主要也还是以革命历史或纪念革命烈士为主,目的在于对过去的历史记忆重新进行制度化,推崇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这些道德价值。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与邓小平式自由主义的兴起,毛泽东对近代史那种宏大的叙事方式逐渐消融,曾经遭其清算的政治人物也都得以平反昭雪;比方说,在大跃进时期遭清算的彭德怀,就得以恢复名誉,中共也为其设置纪念基地。

邓 腾克表示,中共领导阶层在这个期间,利用博物馆这样的公共设施来重建人民对党中央的信心,因为当时党的统治正当性,基本上已因“文革”造成的冲击而荡然无 存。尽管毛泽东的宏大史观已逐渐消逝,但许多中心价值仍被保留下来,例如从黑暗和压迫中达致解放的艰苦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角色以及革命烈士的贡献等, 基本上仍是中共领导阶层灌输给人民记忆的重点。

此外,在1980年代,国家和党在博物馆上投注的心力,可说是前所未 有地积极,博物馆在统治手段上扮演的是能提倡“精神文明”的角色,中共甚至还为此通过了相关的保护及管制法令,甚至在“82宪法”中,也强调了博物馆在公 共服务方面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都约莫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中共还创建了许多关于史前时代 的博物馆,借此来表明从史前、帝国统治到现代的时代变迁关系。

民族主义被拣了起来

邓腾克所划分的第三个时期,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延续至今的阶段,在这段期间中,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对于博物馆与纪念基地的功能,著重于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价值已逐渐式微,在年轻世代中尤其如此,才会掀起1989年的这场轩然大波。

中 共的统治在此期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推动市场经济,在此期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紧接而来的是1990年代伴随经济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而兴起的 消费经济型态,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上已丧失信心,各式各样的主张逐渐兴起并相互竞逐。因此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如何让人民不忘却过去中国所受的屈辱以及相关 的英雄主义事迹,就成了首要之务;而推崇“民族主义”,自然就成为建设博物馆的核心主轴。(《被扭曲的建筑:中共一手掌控历史叙事》连载2。《新史记》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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