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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红二代的自我救赎


研究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红二代”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这首先是因为,红二代全面接班掌权,是习李领导班子和胡温一代的显著区别。

但什么是“红二代”?确有其事吗?

什么是红二代?

我这里所说的“红二代”,是指:1,参与共产党打天下的老共产党人的子女;2,这些老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具有党政领导干部(官员)身份,所以,红二代也就是通常所谓“干部子女”;3,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废除供给制、引进苏式职级制以来,干部待遇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享受特权待遇的是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因此,这些“高干子女”就成为现在所谓的“红二代”。这当然是确有其事的。

接下来要问的是:他们有共同点吗?如果答案是“没有”,谈红二代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所谓“共同点”是个中性词,没有好坏评价的意味在里面。很多红二代不喜欢被称为红二代,并不是因为否认这一群体的共同点,而是因为在非红二代的“平民百姓”出身的大多数人心目中,红二代所具有的“特权子女”的负面形象。例如《幸福小康是个硬道理》(此书颇值一读)的作者贾虹生,他对于“红二代”的提法就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些人与多数同龄人有相似经历,都是社会中人,他们之间的思想认识也各不相同,不能把这批人看成特殊群体,更不能看成是与大众割裂甚至对立的群体”。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享受特权”是红二代的共同点之一吗?

不怀偏见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是,他们就是特权子女,曾经享受过非红二代享受不到的特殊权利和待遇。这在所有实行苏式制度的共产党国家全都一样。这个斯大林一手培植的党政官僚特权阶级早在30年代就被托洛茨基揭露过,而后由南斯拉夫吉拉斯的名著《新阶级》而名闻天下;这个“新阶级”比“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更具备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的特征,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自觉意识、思想信念、组织纪律性等等更具有齐一性。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要夺回被刘、邓等中共领导人边缘化的权力之外,解决“特权阶级”问题毫无疑问是他最重要的考虑。毛在文革中采取了许多激烈的措施来打击、削减这些特权,而这恰恰是文革得到众多中外人士积极评价的主要原因。毛左、薄熙来现在能够大得人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从“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实际上对文革的否定极其肤浅、极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是极具误导性(见后文)——这从改革开放30余年来“权贵资产阶级”的大泛滥,就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证明;令天下人震惊不已的中共官员的严重贪腐,是这个“权贵资产阶级大泛滥”必有的合逻辑结果。毛左们把改革开放和文革相对立,认为邓小平路线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改革开放对文革的否定导致权贵资产阶级的大泛滥,解决的办法,只有回归毛晚年的文革路线。真是这样吗?

文革的奥秘

产生官员严重贪腐、道德堕落的根源何在?共产党的传统说辞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贪图享受,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毛泽东就是这样理解的;相应的,他采取的办法当然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清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丝毫没有想到,贪腐、堕落的根子恰恰在于他视为命根子的极左革命,在于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一旦付诸实践,要么是无政府状态,要么是一党专政,再从一党专政滑向领袖一人对全党的专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马列主义“学说”一定会导致权力不受监督制约;他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毫无概念。在这个根本认知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差别。尽管文革的惨痛教训让邓亲身体验了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恶果,但他简直就没有想到权力失控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然关联。

那么,知道这个必然关联就掌握了治理贪腐的真理了吗?并非如此!

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以为至今谁都没说清楚——包括西方众多的研究者在内。原因也很好解释:因为不掌握合用的分析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这一点上,学者和工匠是一样的。合用的工具,首先是“政体四分”——把“专制”细分为“普通专制”和“极权主义”,再把“民主”细分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这篇小文无法详谈,请参看我的相关文章“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以及“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何种民主”。文革最令人意外的奥秘就在于,毛泽东牌号的极权主义——极左的(区别于极右翼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民粹极权,和民粹民主简直就是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沿用专制/民主的二分法,以为治理贪腐很简单,就是“推翻专制、实行民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贪腐的克星不是民主,是法治!自由民主是法治民主,所以能够治理贪腐;有法治、没有民主(如香港、新加坡)完全可以有效防止贪腐,而没有法治、或者法治徒有虚名的任何民主(包括民粹民主在内)却没有这个功效——许多不发达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的严重贪腐为此提供了鲜明例证。推翻专制之后建立民主——普选,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很容易,而法治是不可能仅仅靠推翻专制来建立的,因此,民主失败的第一位原因,就是有民主而无法治(无宪政、无人权保障)。许多热心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西方人士的最大盲点,就是不区分法治与民主,不区分自由民主与民粹民主,他们对于坏民主“民粹民主”全然盲目;他们顶多只承认民主可能会败坏,可能会不成熟、运转不良甚至失败,但他们无法清晰、断然,从政体类型的基本区分上承认民主还有好坏之分;他们无法承认在好民主即自由民主之外,还有根本不同的另一个坏的民主类型,和好民主同样具有成为民主的充分资格。这是因为,“民主”在西方已经通过民主/专制的正邪对立二分,成为不由分说的一神论的新神,一个无上光荣的尊称,谁要是说民主不好,就一定是专制者无疑。这个“二分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内)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思维痼疾,源远流长,既有哲学根源,还有逻辑和宗教根源,这里也无法详谈,只能留待今后专文申论。

有了政体四分这个合用工具之后,解决贪腐问题的办法就迎刃而解了,这办法就是法治,就是宪政;法治再向政治平等推进,就是自由民主。

现代化三模式

第二件合用工具是现代化理论;具体说是现代化的三个基本模式、三条基本路径: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法俄模式。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的所有苦难挫折,总根源就在于选错了道路——没有选英美模式,却选了法俄模式(详见“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改革开放”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无非就是不自觉地、半遮半掩地从法俄模式向英美模式靠拢,其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而英美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先法治后民主”,这样才会有以法治为前提和基础的好民主,而这正是中共18届4中全会似乎决定了的基本选择。果真如此的话,中华民族、包括中共的前途真正不可限量!

掌握了这些分析工具,所谓“红二代”问题也就很好理解了。1,“红二代”从何而来?从列宁斯大林创建的极左翼的极权主义而来;2,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负面评价?因为这个制度必定产生特权阶级,特权必定导致腐败,而“特权腐败”就是当前全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无不切齿痛恨的头号社会弊病;3,文革表面上是对特权腐败的强力打击,但是,这种依靠独裁领袖发动群众运动清理特权腐败的办法,和自古以来专制皇权(典型的如朱元璋)治理贪腐的“治标不治本”办法殊无二致,由于对贪腐的根源——专制、独裁、极权——毫无认知,其必然失败是注定了的;4,红二代未来应该怎么办?应该投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事业,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中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这条路走通了,红二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功臣,足以弥补他们父辈的所有失误和罪过。这是红二代唯一的自我救赎之路,没有第二条路。

前景如何?

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能做到吗?

简单说吧,从我所认识和了解的许多红二代身上(我太太就是红二代——她父亲曾经是中共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的秘书,母亲是14岁入党的老革命),我是看到了希望的。红二代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多元、复杂、五花八门,里面当然有败类,靠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有糊涂虫,极左新毛;但这些都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乐观的估计是,对法治、宪政的认同可能逐渐成为红二代的主流;其中有自由派(在法律界和企业界的红二代当中,自由派数不胜数),有宪政社会主义派,有新民主主义派,有社会民主主义派,有党内民主派,还有三民主义派,等等,这些派别未来都可能向法治、宪政靠拢。

我们这些“老三届”有许多共同的优点,不少文章都说到了,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超出一己私利的高尚理想信念,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这是我们后面的几代人基本不具备的。我们也有不少共同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知识储备的混杂,学术训练、尤其是文献阅读的不足,对世界先进思想、先进文明的了解肤浅、半通不通。我们当中很多人至今都是一只脚迈进了改革开放时代,另一只脚却留在了毛泽东时代。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金一南和他的《苦难辉煌》。这本书极具煽动力,在红二代当中影响非常大,很多红二代简直被这本书弄得如痴如醉。不能说这本书没有积极意义。尽管有片面夸大之嫌,它里面所讲述的老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牺牲精神确实很感人,而这恰恰是红二代应该大力继承发扬的光荣传统。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这个“光荣传统”的另一面——残酷、血腥、反人道、反文明,和共产党人在马列毛的毒害下犯下的极权主义罪恶的血脉相连等等,几乎没有丝毫反省和检讨。大方向错了,拼命鼓劲有什么好处?方向错误,劲头越大倒霉越大。理性缺失、感性爆棚,科学蒙昧、信仰狂热,方向不明、一味蛮干——这条“金一南路线”如果成为红二代的主流,很显然,中共的前途就很不乐观了。

幸好,习李似乎并没有走这条路。

对“红二代”习李执政两年的简要评估

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太长了,我必须三言两语结束。

习李执政两年,我的基本评价可以用“五大亮点,一个顽疾,四大隐忧”来概括。

“五大亮点”是: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铁腕反腐(这不是清扫权贵资产阶级是什么?)、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这不是继承邓小平、告别毛泽东是什么?)、“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这不是宪政是什么?)注

“一个顽疾”是,中层基层政权的“肠梗阻”。与江李、胡温两任相比,政权高层的“脑梗塞”大有起色,人们又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中层和基层的执行力仍然很成问题;贪腐是收敛一点了,但官员的无所作为和胡作非为照旧遍地皆是。

“四大隐忧”是:宣传意识形态部门猛刮左风;军界亲俄反美的极端民族主义鹰派乱放黄腔;“有关部门”对建设性的理性温和异议分子粗暴镇压;统一战线无所作为。这四个部门存在的问题,令各界精英对习李要么观望犹疑,要么大失所望。

顽疾和隐忧如果长期持续,中共的前途也就不容乐观了。尽管现在下判断还为时太早,习李最终会走向何方仍不明确,但前述“五大亮点”与顽疾和隐忧比较,毕竟还是主导方面。所以,对“红二代”执政持谨慎乐观态度的理由是存在的。

注:官方正式说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法治rule of law是“法律之治”,不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

作者:周舵,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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