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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挫败却不崩溃,原因何在?


《明镜月刊》编译 炎霙
对刚以东道主身份让APEC这场汇聚大国元首的会议顺利闭幕的中国来说,似乎正处于锋头稳健、气势非凡的状态,其在会议期间对于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所建构的势力圈毫不掩饰,不论对内对外都展现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强烈存在感。

经济衰退不等同内向崩解

现在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日经新闻》的报导指出,中国上次举行APEC峰会是在2001年,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1/8、日本的1/3,而如今已达到日本的两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必将迫使国际秩序产生变化。

APEC当然不是中国展现国威的唯一机会。近几年来,中国给外界的印象似乎已经愈发强势及咄咄逼人,许多论者也认为,这样的态度在习近平上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美国《国家利益》期刊日前所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确实,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这样的概念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场域中的老生常谈,推论很简单,那就是随著中国经济成长,接下来发展的就是军事面向,就如同其他会用武力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强权国家一样,中国也会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

然而,该文提出的问题是,当多数论者著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危机时,是否应该思考中国经济突然或持续性衰退的潜在效应?其引述《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将在未来10年内急遽下滑,2013年7.7%的经济成长率,到了2020年至2025年间,可能只剩3.9%,有些论者更悲观,甚至预测会到1.6%或1.7%的低点。这些趋势预测也让许多论者主张中国正朝崩溃方向前进,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宣告终结。

若中国的经济如预测般走下坡,那么对于中国本身及其邻国和美国来说,其地缘政治的意涵为何?中国会脱离碰撞轨道,或冲突仍然无可避免?文章分析,对于未来事件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性的证据,因此需要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理论假设中国经济衰退会迫使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转向关注内向性的问题,因此无暇也无精力挑起与邻国和美国的战争;然而遗憾的是,鉴于中国目前所引发之国际争议的规模和范畴,这个理论似乎不甚实际。

文章认为,观看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家的领土争议,以及与台湾之间的统独问题,我们似乎很难想像这些冲突会随著中国经济衰退而降温。而这样的思考方向正好导入了另一个比较实际的理论,那就是中国的经济衰退将会让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陷入危机;换言之,中国的领导阶层将会大打民族主义这张牌,反而可能会在国际争议上引发更大的灾难。

这其实不是中国第一次采取这样的作法,只要回溯历史就能明白,二战后中国的经济蹒跚踉跄,然而中国的领导阶层并没有解决国内问题,反而将关注焦点放在朝鲜半岛;同样地,“文化大革命”虽带来经济浩劫,但中国的领导阶层却把重心放在越南。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即指出,“从历史上来看,每当国内陷入重大冲突时,党内必定会掀起排外情绪”;几十年来,中国一向如此。


相关分析预期,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将有剧烈衰退。

挫败引发不了崩溃垮台

接续前文的讨论,文章指出对于中国的领导阶层来说,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就扑灭那既已点燃的民族主义怒火,若中国的经济终会衰退,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更猖獗的民族主义,这股狂热绝对不会式微;民族主义的热焰将会席卷整个中国,导致局势恶化、估算错误甚至可能意外引发冲突。亚洲的和平前景是不被看好的,也就是说,无论中国崛起会垮台,最具逻辑性的推论都是: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然而,从不同角度来看,该文的分析论述还让我们惊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何中国不会崩溃?现任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驻京记者、中国问题评论家弗朗西斯科·郗士(Francesco Sisci)日前在伦敦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的评论网站CAPX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从更为细微的历史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为何在历经多次危机后,却仍可逃过崩溃的败局。

郗士在文章中提到,对于中国和共产党政府的恢复能力,数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有著深刻的误解。1962年的中印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中国因1957年“大跃进”的失败,引发严重饥荒,造成人口锐减10%,甚至连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都觉得这是一个反攻大陆的黄金机会;然而,印度却还是一败涂地,蒋介石的分析更是全盘错误。

郗士认为,以他对中国超过1/4世纪的理解,中国政府本有可能在几个重大事件后宣告瓦解,但事实证明却什么都没发生;他在文中提出的四个重大事件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9年法轮功示威、2003年SARS大规模传染以及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郗士表示,除了SARS事件之外,其他几乎都可以说是共产党最高领导阶层权力斗争所致,这种内部权力斗争对中国政治造成的伤害比外国干预更大,然而对整个社会却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

为何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仍不会引发革命?为何共党政府不会崩溃?郗士认为,总归一句话,现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革命的时机,他们正在享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而他们过去也没有太多渴望民主的机会。这并不是说革命或对民主的需求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内部的动力和国际上的压制,在未来十年内还是有可能改变中国。郗士认为,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国际社会就会对它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产生更多质疑;另一方面,富有的中产阶级也会开始思考他们贡献给国家的税金到底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两点或许有可能让中国发生改变。

尽管中国可能发生改变,但郗士也提到,中国政府也可能透过一连串的举措,来减缓这些力量的影响力,甚至将其完全消灭。比方说,中国政府会开始与西方世界建立较好的关系、进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或与更多有力的私人企业家和政治参与者共同合作。换言之,共党政府会以微小的让步来因应统治的困境,绝不会只运用迂缓拖延的战术。


天命也许不等同剧烈改革

郗士进一步论述,共产党政府知道该如何运用统治手段,比方说,近来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把一部分重心放在对付司法部门何官僚的贪腐上,目的在于清洗横行已久的收贿与群带关系文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些作为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它们更想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更重大的转变;然而,西方国家不了解的是,这种打击腐败的作为对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忍受官员和富有阶级的腐败问题,而这就是中国领导阶层深知如何操弄民心的最好证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党的统治坚不可摧,郗士凭借他对中国多年来的观察,认为其内部还是有一些长期不稳定的因素,薄熙来事件是个指标,基于共产党的本质,除非有剧烈的政治改革才能遏制这些政治阴谋发生的频率及其内含的危机;而且不要忘了,突如其来的事件也有可能掀起翻天覆地的震撼。

此外,从社会结构的面向来看,所谓的文化、道德和公民社会都是靠著一系列共享的价值来支撑的,毛泽东主义摧毁了儒家价值,邓小平的现代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又摧毁了毛泽东主义,中国人现在正处于文化和伦理的巨大真空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积极地想塑造所谓的“新文化”。

郗士认为,尽管中国近来塑造“新文化”的努力可能过于粗糙,或忽略了建立一个新的伦理价值体系有多么困难,但这些作为仍代表了中国正在面对一场真正、长期的挑战。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义务、对于何谓对错皆感到困惑,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中国必须发展出一种既能延续旧有文化,又能融入被西方价值主宰数百年之全球经济的体制。这当然需要时间,但如果中国一直缺乏稳定且“有效”的价值体系,长期来看一定会成为负担,使得中国的领导阶层更容易在新旧的狂热思维中摆荡。

当然,郗士也不忘提到日前香港的抗争,他认为这是中国在建立新体制的中期必定会发生的问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社会流动性、经济前景和政治上的民主及自由,是提供稳定的三大因素;香港人意识到社会流动性减少了、改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民主的企求自然会发展得更加强劲。他也不讳言指出,同样的问题之后在中国本土也会发生,只要势力庞大的经济群体掌握了整个市场和经济成长的稳定性,人民的反弹绝对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那么中国的究竟为何?中国会否崩溃这个大哉问究竟该如何解答?郗士经由前面的论述总结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若中国可以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那么也许才会出现真正的“革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认为若从非常古老的意涵来解读,所谓的“革命”可能并不一定代表透过“起义”来完成“天命”;“革”字的古义为蛇类的蜕皮,用新的皮来取代蜕去的皮肤,意指较为温和的改革而非快速的革命,这也许比较符合中国的现状。

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对于中国来说,若要形成真正符应“天命”的改革,大概最快也会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会完成。若中国短期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混乱现象,又能克服中期和长期挑战的话,那么也许中国可以持续稳定非常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为了让这个转型过程能够顺利,中国的领导阶层仍必须尽快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中国会不会崩溃?时间会告诉我们,但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仍在势头上,世界各国都得小心谨慎。(《明镜月刊》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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