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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桥之役】23岁符凯晴陈词“无意博取法官怜悯” 至今七人暴动罪成

2019年11月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发生了震惊港人的“二号桥之役”,香港警方当人在校园内,一共发射了超过3000枚催泪弹、橡胶子弹及布袋弹。中大的学生、旧生,包括现任与前任校长介入,但学生与警方的交战长达15小时。快两年过去,至今已有7人因“二号桥之役”暴动罪成。当中,23岁学生符凯晴在结案时不需法律代表,在庭上自白,并一口气读出亲自撰写的陈词。





符凯晴的陈词全文如下:

首先表明,我无意以这封求情信来博取法官阁下的怜悯。

我索取背景报告时,我坦言对于自己的行为并无后悔,亦没有说话要向法官阁下求情,因为我并不认同法例本身,亦不觉得自己有做错的地方。简单而言,我不认为这是合理的判决。

在某部分人眼中,示威者“犯法就系犯法,就系要负责”,有些人亦可能认为法庭的裁决证明了示威者的行为是错误,是徒劳无功的。但我认为,权威并不代表正确。

首先,香港现时的法律,并非由人民共同认可,社会并没有空间讨论现行法律合理与否其次,暴动条例的定义本来就模糊不清,以便政权灵活解释和操控。2019年后暴动案件急升,法庭时而重新诠译暴动定义,令更多行为被列为“法律不认可的行为”,从而令更多人入罪,令政权得以打压异见者。

极权下的法律只是政权用以规范人民行为的不流血暴力手段,而法庭也不是一个彰显公义的地方。这里只会流于表面地关注社会秩序,并不会著眼社会撕裂的根本原因。

当政治案件的刑罚日益加重,有些被告会选择认罪或向法官求情,以减轻刑期,但或许并不代表他们认同现行法律具有道德正当性。法官阁下可能会指出,若不满阁下裁决,大可以申请上诉。然而,本人已不再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再高级的法庭亦不见得会聆听异见者的声音。

我只是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我的不满。如果法庭听毕本人以上的言论,认为可以用重判形式令本人从而后悔及反省,那便悉随尊便。

记者/责编:何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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