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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


   郝一生先生1953年生于天津,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参加中青年经济学家讨论会--“莫干山会”,1985年4月任 《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副总编辑。1989-1991年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1991-1994年任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最近回国省亲,作客1980学社做了题为“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演讲。经作者修订并授权大学问全文刊载,实录如下:


   《日出日落》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呢?因为120年来,在东亚有两次日出,两次日落。一次是120年前日本的日出,明治维新让日本蒸蒸日上,那时的中 国日落了。今天,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拔地而起,而日本却冬眠了25年。我1989年3月到东京,从那个时候的泡沫崩溃到现在,日本慢慢进入冬眠,整 个国家变化很小,与1960~199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判若两人。

   两次日出日落,引出了深度的逻辑问题。120年前,甲午惨败以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史学家、社会经营,都在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被打败?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冤。

   第一,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2倍;第二,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12倍;第三,中国1840年的人均GDP还比日本要高一点;第四,清军的陆军参战60万大军,日本只有17万。我们的北洋舰队拥有"定远号"这样的超级战舰,日本没有。那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不对称的战争

   中国人一提甲午战争,大凡只提海战,不提陆战。为什么呢?因为陆战跟本就没怎么打,中国不是打败了,是没打就败了。从平壤一路溃逃,说第二天要跟日本人打 仗了,今晚偷袭日本人一下,结果黑灯瞎火的、清军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死了20个人,伤了80多。其实日本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哪里放鞭炮呢。第 二天就开始跑,一直逃到鸭绿江,600里地跑下来,中国军队是一路溃败。说中国军队当时是“撤退”,那是瞎鬼,因为清军把所有的粮食和辎重都扔给了日本 人,自己跑了。最后自己路上没粮食吃了,又去抢人家北朝鲜老百姓的粮食。

   清军陆军很多人里面穿着民服,外面穿军服,敌人一来把军装一脱,站在路边装老百姓。日军到了中国的村里,为什么去挨家挨户搜呢?倒不是抢老百姓的东西,是搜军人。几万人全跑村子里,你们家老娘再有本事,也不能生10来个岁数差不多的儿子吧。

   上海前两天踩踏事件还死了36人,可日军攻占旅顺军港只死了24个人。热兵器时代、有枪有炮,比上海踩踏死的人还少,那还能叫打仗吗?基本就没打。

   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去攻打俄国人盘踞的旅顺。天皇对已经退役的乃木西典说,你甲午战争打过旅顺,这次还得你去。虽然上次只死了24个人,可这次 为争夺203高地,日军一个冲锋就死了16000人,尸横遍野,根本看不见山是什么颜色的了,全是日军黄色的军装的尸体。前后三次攻势总计死了5万多人。

  “制度派”、“技术派”的纠结

   对甲午战败的根源,中国的史学界有两派,一个叫“制度派”,一个叫“技术派”。制度派说我们制度不好,皇上无能、慈禧太后挪用军款过生日;我们的官僚制度不好、科举制度不好。所以要辛亥革命,要推翻这个政权,走暴力革命的路。

   “技术派”说我们的枪不好,炮不好,枪炮都买来了炮弹又不行、炮弹让洋人装了沙子。电影《甲午风云》的一个镜头,一个士兵拿了一个炮弹,把炮弹头拿下来,跟邓世昌说,我们的炮弹里全是沙子。所以,甲午海战打不赢。

   其实人家欧洲军火商卖的就是训练弹,弹头里本来就是装沙子。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主炮只有三发实战炮弹,剩下的全是训练弹。所以我们的炮弹,打到日 军的军舰的燃料仓库里没有炸是理所当然。日军战后把它挖出来,摆在那儿做了个纪念碑。有专家说我们的炮弹没炸,要是炸了就能可能扭转黄海海战的战局,那不 过醉人说梦。

   电影里甲午战争虽然打得很英勇、很惨烈,但实际上是北洋水师是在用训练弹在跟敌人打演习,而对方是真枪实弹。所以,北洋水师在那场战争中沉了7条船,伤了两条船,而日军一条船没沉。不是日军军舰经打,而是不可能被训练弹打沉。

   北洋水师定远舰先开的炮,第一发炮弹打出去以后,不但没有打中敌舰,却把自己的飞桥震塌了。丁汝昌腰部严重摔伤,英国的海军教练干脆就摔晕了。这证明北洋水师很长时间就没开过炮,连训练都没有。

   因此,北洋水师是纸老虎,定远舰是花600万两白银买来的。600万两是多少钱呢,是大清国6年的军费开支。清政府花大价钱买来的北洋水师,却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买得起军舰,配不起炮弹。

   甲午战前,李鸿章曾几次给皇上打了奏折,要求增加军费开支、增购速射炮。皇上批示:海疆无事,停购船械。1890到1894年,北洋水师就没有再增加新的装备和弹药,这仗怎么可能打赢?

   工业总投资11倍的巨大差距

   经济学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也就是总收入的增长,最终靠投资。你没有投资,一切无从谈起。中国1840年至1894年之间的工业化投资总量是多少呢?

   统计数据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中国此间工业投资的总量大约7770万美元,而日本同期是8.6亿美元。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1倍,而那时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2倍。这意味着,当时中国的人均投资是日本的1/120。中国每人投资1块钱,日本每人投了120块钱。

   所以在甲午战前,几乎所有的工业的相关数字,纺织厂的纱锭数、铁路公里数量、钢产量、煤炭使用量,学校、学生,电话、电报,方方面面日本几乎都是中国的大约10倍。

   甲午战争没打就输了。因为你的国力低10倍,差距太大。举个例子,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的钢产量还不到5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差距超过100倍。相当于日本有580发炮弹和子弹,我们只有5发。

   同样,太平洋战争日本把珍珠港炸平了,所有太平洋舰队几乎被炸光了(除了航母),后来怎么样呢?在此后太平洋战争中的将近5年时间里,日本又新造了3艘航 母,而美国却造出了124艘。因为美国的钢产量6000万吨,是日本580万吨的10倍。山本五十六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说了,日本可以开战、但却不可能打 赢美国。

   钱都去哪了?

   我把这些数据和想法和朋友分享,其仁第一句话就问我:那中国的钱都去哪了?

   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财富,大都落到了地主手里。这就造成了“两头穷、中间富”。皇上穷、百姓穷,地主富。

   皇上怎么会穷呢?很多人说,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水师200万两军费修圆明园,所以甲午战争被打败了。这与事实不符,慈禧太后确实动用了200万两白银过生 日,但这笔钱是清政府以海关关税作抵押,向德意志银行借款500万当中的200万。这个钱并没说是用在哪儿,只是政府借款。但是很少有人反过来想:大清帝 国怎么穷成这样?连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过个生日都没钱了?4万万中国人一人出一毛钱,慈禧太后有什么样的生日都过了不是?

   超低税率的陷阱

   晚清超穷政府的根子是由于超低税率。清朝的税率从始至终5%就没变。实际上到清末,连5%都没有。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规定,一个县太爷,年俸只有1900两银子,但县太爷的总收入都在3万两左右。因为县太爷收税上缴后可以“提成”24%。但是,清朝同时允许官员收受礼品。有人送字画、元青花,县官可以接受。

   最后就会为地方官与地主联手逃税留下漏洞。例如,某地主或商人,向县太爷送礼50两,要求自己少缴税100两的税。这样的结果是:地主逃税50,县官受贿了50,皇上少了100。

   清末的真实税率算到最后只有1.9%,而同期日本的总税率却高达35%,比今天中国的税率还高。日本的税是怎么收上来的呢?日本是按地价收税。建立税收制度之前,先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然后再按地价的3%征税,税逃就比较难了。

  中国是按收成收税,如果今年“受灾”,不但交不了税,还要请皇上赈灾。赈灾款大多进了地方官的口袋。结果是清政府收不上来税,变成了超穷政府。

  那老百姓呢?中国是小农社会,自耕农大约2/3、占将近70%没错。但中国近代,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都出在雇农和佃户身上--无地农户占大约1/3。

   表面公平下的不公平

   中国人口从清初到清末涨了一倍,从2亿涨到4亿。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就从将近7亩多地,降到了2亩多。最少的像福建,人均耕地只有0.9亩。按照平均 亩产量217斤计算,基础代谢量(维持一个劳动力吃穿住、生儿育女,更新农具)需要517斤。人均1亩地才收217斤,而人均需要500多斤,本身就差了 一半。所以福建人逃出去闯南洋,去种橡胶、咖啡、水果的人特别多。为什么?他在福建活不下去。按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结论,当我们的食物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 时候,就只能让人口来适应食物。就像太平天国10年暴乱,中国就死了至少7500万人。

   当时英国人口才700多万,相当于10个英国全死光了;日本当时是2000多万人,相当于死了3个日本人口。这么庞大的战争、农民暴动,死这么多人,皇上就会嘀咕:是不是税高了?其实不是。

   实际上是因为有1亿3千万的中国无地农户,他们要把自己50%的收成给地主交租。本来就不够,再把一半给了地主,口粮缺口将近60%。到了年根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暴风骤雨》有一句有名的台词:我给地主干了1年,到头来我欠地主100块钱。

   中国的1.3亿没有吃饱的农民就只能到地里去挖野菜、扒树皮,整个农村迅速沙化,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第二年再发洪水也会比以前更大。

   天灾人祸的宿命

   在1840到1894年的甲午战前,中国有各种自然灾害2000次。包括地震、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瘟疫。而日本同期灾害却在下降(主要是地震和海 啸、台风)。农民穷到这个份上了,李自成起义,我跟你走也许还有条活路,反正不走也是死。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参加太平军、上井冈山。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根。

   惨败的资本逻辑

   结论,甲午战争打败了,是因为我们没钱军备、没钱军备是因为穷政府、穷政府是因为低税率、低税率又造成了两头穷、两头穷导致工业投资超低、工业投资少又使国力相对弱小、国家税收愈少。这就是晚清百年积弱的资本逻辑。

   李约瑟难题新解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解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完成了十五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中国朋友在科学技术、聪明才智方面,绝对不比我们差,四大发明全在中国。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爆发呢?

   据说在英国的大学定期举行李约瑟难题的研讨会。为什么一定要破解李约瑟难题,因为即便可以为中国百年积弱找出100个理由,但日本明治维新却已经证明东方 人其实也行。如日俄战争就向西方世界证明,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那,日本既然这么行,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你到哪去了?

    不光是中国和日本,1730年当时的英国还不如荷兰。荷兰能成为海上马车夫,是因为造船能力强,造船能力强的背后,是因为荷兰港口背后有大片森林,随时可以砍伐、就近有充裕的木材造船。荷兰当时三天就可以造一条快船。

   荷兰在整个东印度航线船舶的数量有1800多艘,是英国的1倍。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曾说:1620年以前,如果你问一个在欧洲非常博学的人,100年后欧洲将发生一场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你认为会是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告诉你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1792年,马嘎尔尼率一个代表团,160多人,几百个大箱子的礼物,给乾隆皇帝拜寿。当时和珅劝乾隆,跟英国人做生意可以赚钱。乾隆皇帝一问,英国多少人呐,500多万,也就相当于大清一个县。乾隆说,算了,我们自古以来是以农为本,不可动摇。

   那么,一个二流的欧洲中等国家——英国,怎么就爆发了工业革命?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我注意到一个事件,安汶岛屠杀。安汶岛现属印尼,是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但盛产丁香,是当时商家必争之地。当时,主要的东印度贸易是香料:胡椒、丁香、肉桂。

   英国人比荷兰人晚去了20年。1600年前后,荷兰人先到了东印度,把葡萄牙人赶走了。20年后英国人又去了之后,荷兰人坐不住了,他们不愿意让英国人抢了自己的生意。

   英国人和荷兰人同时在岛上有商馆(商务办事处)。荷兰人找了个茬,说英国的商务办事处的20人(其中11个英国人、8个日本人、1个葡萄牙人)要杀荷兰 人。1623年荷兰人把这20人都抓来,严刑拷打,逼供、画押后,把这20人全杀了。从此,英国和荷兰交恶,当时英国人不敢跟荷兰人拼,荷兰把英国赶出了 东印度。

   次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转头去做印度印花布生意。做胡椒生意,一克多少钱,跟黄金一个价,可以赚8倍利润;那时没有人愿意做印花布生意,太重压船、利润率低。但是也总不能跑空船。

   这样,从1623年开始的70多年里,印花布向英国和欧洲的出口不断增加。以前英国是穿毛和麻,但穿麻不舒服,毛又太贵、而且夏天太热。棉布可不一样,轻 薄、易染色、便宜,可以织到80支纱这么细的线,做出来的布像蝉翅一样。不光是英国,整个欧洲,开始风靡印度印花布。

   可是当时英国已经有1/4的人口在从事毛纺织业。大量棉纺织品的进口,造成了英国毛纺织工人的恐慌。印花布抢了毛纺织品的饭碗,工人们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没人穿毛了。

   按600万人口计算,英国当时有100多万人口和毛纺织业有关。至少有40万到50万的人专门从事毛纺织业,剪羊毛、梳毛、染毛、纺毛线,织毛布。最后工人上街造反,最多的时候有5000人,推倒了东印度公司的围栏,把房盖都挑了。

   英国议会迫于压力,于1700年颁布《印花布进口禁止法》。但同时又给东印度公司留了活路。法律规定印花布不许进口,但没印花的白布可以进,不违法。白布进到曼切斯特去染,再买到欧洲,也很赚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大量的印花布走私。

   这样,实际上英国的棉布进口仍然没禁得了。到20年后的1720年,英国又不得不颁布了《印花布使用禁止法》,不许穿印花布。一件衬衫0.5英镑,谁穿罚款200英镑。即便是400倍的罚款,仍然法不责众,一些农村干脆所有的女人全穿印花布。

   在这1690到1733年的40多年间,整个英国的毛纺织业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必须找出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毛纺生产率、战胜印度棉纺。

   1773年,飞梭终于问世。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人们小机器生产。这个定义值得商榷。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自动化机器代替手工机器生产。飞梭让整个织布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好几倍,这一下绵线又不够了。

   英国科学与艺术协会悬赏:谁能发明纺纱(线)机,给多少奖金。这个奖金悬在空中30多年没人能拿到。直到1760年代,珍妮纺纱机才问世。

   珍妮纺纱机把纺纱的效率又提高了几十倍。织布机反过来又跟不上纺纱了。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最初是在河边,靠水流获得更大动力。瓦特把他的 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后,卖500英镑,根本就没人买。后来才开始走向蒸汽机。说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不是火车,最早是用作纺织工业生产的动力。

   从此以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刹不住车了。织布促进纺纱、纺纱再促织布。大量生产又促进了运输,铺设铁路,蒸汽机和轮船反过来推动煤炭和炼钢,再后来是飞机,一直到美国的电气化。第一张多米诺就被推倒以后,就是几何倍数的裂变。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洪流。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孤儿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跟迄今为止学术界所描述的几乎相反。资本主义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圈地运动导致的资本积聚、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科学技术的进步、 煤炭成为新能源主力、手工工厂和行会的诞生等等。所有这些,过去认为构成英国工业革命基础的东西,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革命的障碍。

   举个例子。过去说英国的行会,促进了工业革命,其实相反。在英国的行会有严格的规定,梳羊毛必须使用木梳。学徒工如果敢用效率更高的铁梳子,马上会被开除。行会是极端抵制技术进步的。最初发明出来的纺纱机、织布机,全部被纺织工人捣毁了,连发明者的家都烧了。

   另外,“资本主义”也并没有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给英国毛纺织业提供任何资金和援助。资本只会“锦上添花”,绝不可能“雪中送炭”。因为资本会担心,这炭送出去是不是还可以收回来。

   应激突变

   什么叫应激突变呢?你身体里有6000白血球,病菌侵入人体后,白血球会突然提高到2万,就是应激反应。这种外来的生存压力,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就可能出现“突变”。

   当然,生存压力过强,不仅不会发生突变,反而会将受压主体压垮,就像美洲移民后的印第安人,以及英国机织棉布大量进口后,被挤垮的印度棉纺织业。

   晚清:超弱的应激压强

   那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日本在被迫开港通商后所受到的应激压强(人均进出口/人均GDP),比中国同期高23.4倍。例如,当时日本有 1/4的农民是棉农,开港后所有棉农全部倒闭、另谋生路。进口的印度棉花,丝又细、又长、又结实。但是中国开港后,在山东、河南还是自己种棉花,因为便 宜。

   同期1853年前后,欧洲正闹蚕慌,蚕不吐丝了。导致日本99%的蚕丝全部出口欧洲,因为价格涨了1倍。弄得日本连“幕府将军”都没衣服穿了。逼得将军下了一道《五品江户回转令》,包括蚕丝、蜡烛、稻米、菜籽油等5种商品,要先运到江户供给将军后再出口。

   中国呢?中国1843年开始五口通商,从1843到1853的1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因为大量的鸦片不能进口后,中国 的很多有钱人不得不自己到云南去种鸦片。另外,中国的贫苦无地农户又没有钱买曼彻斯特那么漂亮的机织布,而有钱人家又爱俏不穿棉。

   日本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发挥出了他们全部的能量,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工业投资上了。最后,创造出了明治维新后的辉煌。而中国,1894年后战败觉醒的也只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而在日本,被唤醒的是整个民众。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先生晚年说:我就像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人唤醒。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后在广州演讲,认为中国之所以百年积弱,是中国人 没有觉醒。拿破仑也说了,中国是一头睡狮。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醒?不是没有人去唤醒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受到的刺激和压力太小。他自己动不起来。坐立不安的只 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以及梁启超、康有为那些知识分子。老百姓没有被深深触动。八国联军从下水道钻进北京城墙,北京的老百姓就站在旁边看热 闹,洋人跟皇上打仗,跟我没什么关系。

   改革开放前的巨大落差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应激压强有多大呢?当时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标志并不是绝对贫困。197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300多斤,比解放初期还多出40%,1949年解放初期粮食人均产量才200多斤。中国不是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相对超贫困。

   广东一个农民,地里干一天活,收入只有7毛钱;对岸香港的农民,一天的收入70港币,是中国农民收入的100倍。100倍意味着,你在香港干一年,回广东一辈子不用干活了。这个巨大的压差,逼出了中国南方12省、60多个县、56万人的大逃港。

   逃港不是跑着玩的,边防军可以开枪。于是出来一个行业,叫“拉尸佬”。掩埋一个尸体,15人民币。有一个拉尸佬,最多一天赚了750块钱,埋了50多个人 里面有4个是自己的亲戚。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带队逃港,开誓师会的口号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不是笑话,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这本《大逃港》。作者本人就是大逃港的幸存者,他爸背着他逃,前六次都被抓回来了,第七次边防军都认识他了,看他是个孩子,放他过去了。后来他在香港安 定下来,在当年他逃港的地方立了一个碑,以为纪念。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国家的凝聚力已经下降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这些人宁可死在逃港的路上,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再不搞改革开放,国家就散了。

   改革开放30年,终于有了重新崛起的今天。这时我们就会问,当年总结甲午战败、百年积弱时,说是因为中国官不好、民不好,老百姓教育不好,四书五经不好,孔孟儒学不好,甚至于我们的哲学和中庸之道也不行,中庸怎么可以?你得跟着孙中山广州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

   一旦30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GDP总量不仅超过了日本,现在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倍。你怎么解释呢,是祖宗好了呢?是我们的哲学好了、还是我们的四书五经好了呢?

   其实什么都没变。因此,不要妄自菲薄。当年的惨败和今天的崛起,都有着更深的渊源和逻辑在背面。

郝一生,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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