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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亲手杀死他深爱的五岁儿子 是什么使他走到这一步

遍布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中,一些家庭正被一个不健全的体系撕裂。

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本文的部分内容可能使部分读者感到不适。*

这段家庭录像记录了一个男孩第一天上学的情形,自豪的父亲带着儿子去上学。

这名五岁男孩的妈妈和奶奶看着父子俩亲吻道别。

四个月后,这位父亲在一次精神病发作中刺死了他深爱的儿子。

当警察赶到时,他告诉他们:“我刚刚杀了我的儿子,我感到不舒服。我以为我的儿子是魔鬼……我以为我能拯救世界。”

小男孩的母亲安妮*和祖母苏珊*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孩子的父亲,她们认为不健全的精神健康系统导致了这一切。

几十年来,许多精神健康倡导者和家庭一直共同努力消除精神疾病的污名,他们强调,处境最危险的其实病人自己。

然而,严峻的现实是,每年都有一些病人杀人或实施暴力行为。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大约十分之一的杀人罪犯患有精神疾病。

像迈克尔*一样,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寻求帮助。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获取了一份机密内部报告,揭示了在迈克尔杀死他的儿子之前的几周,新州卫生部的失职行为令人不安。

迈克尔患有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十多年了。

他和他的伴侣安妮在2012年生下一个男孩。

“他深爱他的儿子,会带他去任何地方……他因身为一名父亲感到非常自豪,”苏珊说。

“他服药,过着正常的生活。工作也做得很好。”

在儿子2018年开始上学后,安妮开始担心迈克尔。

“他的行为举止不一样了。他有点困惑,满嘴是魔鬼、上帝之类的东西。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对话,”安妮说。

迈克尔也觉得他需要帮助。四月,家人带他去了悉尼北区的Hornsby Ku-ring-gai医院。

他告诉医生,他“感到有压力要拯救世界,出现与魔鬼有关的妄想,睡眠困难。”

医生们误认为因没有服药所以迈克尔病情复发,而事实上他当时在注射高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

“他每两周注射一次。所以他们怎么能说他没有按医嘱[服药],我不懂,”迈克尔的母亲苏珊说。

迈克尔换了一种新药,但其剂量计算错误。

报告发现,他接受了“总剂量较低的抗精神病药物,这导致[他]精神病复发。”

在Hornsby医院住了28天后,迈克尔出院了,转由当地社区的精神健康小组照料。

两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了。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迈克尔看了好几次心理健康临床医生。

迈克尔仍在服药,但开始出现幻听。他告诉家人他的父亲和儿子是“魔鬼”。

5月30日,迈克尔和安妮去了当地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面见了一名工作人员,而该工作人员“没有办法直接联系精神病医生去报告他[对迈克尔]的担忧或安排[给他开]处方。”

调查显示,迈克尔“急需接受面对面的医疗检查”,但是无法预约到这样的检查。

在小男孩被杀的前两天,迈克尔同意他需要回到医院。

“他的伴侣请了一天假,我们还打好了包。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相信他肯定能住院的,”苏珊说。

可是Hornsby医院心理健康部门的值班护士告诉迈克尔一家没有床位了。

“我跟她说,他才出院,他有幻觉觉得他的儿子是个魔鬼,”苏珊说。

“我恳求她——哦,我的上帝——我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求过。”

他们被告知可以在急诊室等待,但可能要等一天以上的时间才能看到医生。

他们担心他身体不好等不了,就带他回家睡觉。

在迈克尔杀死儿子之前不到24小时,他再次自己去当地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预约。

根据内部调查,该诊所人手不足,他接触的工作人员“因忙不过来而分心”。

第二天早上,父子俩都在睡觉。他们两人独处的时间不到30分钟。

“我带[安妮]去上班,然后我回来让小朋友准备上学,”苏珊说。

苏珊告诉警察,回来后她发现迈克尔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然后她看过去,看到她的孙子脸朝下躺在他的床边。浑身是血。

她把孩子抱到车上,把他放在前排座位上,开着车并拨打了000。她试图给孩子做人工呼吸,警察和救护车赶到。

不到一小时后,孩子被宣布死亡。

在一份声明中,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了对迈克尔的治疗中存在多处失误,卫生部已经采纳并实施所有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在去年的审判中,迈克尔因精神疾病被判谋杀罪名不成立。目前他正在一家有安全措施的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

法医精神病学家奥拉夫·尼尔森教授(Olav Nielssen)在法庭上给出了专家意见。

“我认为悲剧的发生有着单调的规律性,”他在接受《四角方圆》节目采访时说。

“在新南威尔士州,每年大约有六起精神病患者杀人案,其中大约一半在[案发]几周前在精神健康服务机构问诊过。

“这是对这个体系的彻底控诉,不是吗?认为能得到良好治疗的唯一方法......是犯下一个悲剧性的罪行。

“这太荒谬了。”

小男孩的母亲,安妮,每天晚上都会在一张有迈克尔和儿子的全家福照片旁边的神龛前祈祷。她几乎每天都和迈克尔通话。

“我没有生他的气,即使是在事情发生当天。我原谅他,”她说。

“我很担心,我担心他是否会受伤,是否会痊愈,是否会好转。”

新州卫生部在给迈克尔一家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无法为你们的儿子提供他所需要和应得的护理和治疗”,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苏珊相信,如果她的儿子能得到充分的治疗,她的孙子现在还活着。

“他本该得到他需要的帮助。他的用药的问题本该要搞清楚。他本该没事的,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子。”

“我的孙子会跑来跑去,我的儿子帮我修理汽车。”

“可是现在,我儿子在医院里,我孙子不在了。”

备受复杂且资源不足的精神疾病护理体系的问题所困扰的家庭并不难找到。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最糟糕的情形发生后他们才能得到需要的帮助,可是为时已晚。

薇琪·沃克(Vicki Walker)的脸上现在仍然有一道伤疤,是她儿子克林敦·沃克(Clinton Walker)四年前袭击她时留下的。

“请不要对我儿子所做的事情进行评判,他知道自己身体不适,他请求帮助,但没有得到帮助,”薇琪说。

“我怪这个精神卫生系统没有认识到克林敦得的是什么精神病。”

“他割了我的脸。我把手伸出去,我的手也被割伤了。”

“他没认出我的声音,我的脸。他问我是谁。”

克林敦被捕后,报纸上通栏都是他的脸,报道说他“受到了冰毒的影响”。

但是克林敦当时并没有服用冰毒。他有严重的精神病发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结果,薇琪认为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克林敦在20岁出头时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薇琪在西悉尼的家中说:“没有人真正和你谈论过这意味着什么,或者克林敦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这将如何影响他。”

薇琪与公共健康机构打交道遇到不愉快的经历后,为了确保儿子获得精神健康护理,她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以能够为儿子支付昂贵的私人健康保险。

她说:“克林敦被扎针,被隔离起来,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到过他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创伤。”

在诊断之后,薇琪说克林敦服用了药物,并且知道当克林敦身体不适时,他必须回到他的私人精神病医生或者医院那里去。

2016年12月,克林敦无法入眠,他变得越来越偏执和恐惧。他告诉妈妈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袭击发生前两天,克林敦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当时他处于妄想和偏执状态,认为他母亲的房子着火了。

但是他和他的女朋友在Nepean医院等了两个小时。

薇琪说:“在克林敦看来,他们不会给他安排床位,认为他们不会帮助他。

“他开始焦虑,然后就跑掉了。”

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小组的诊治,医疗记录显示不需要回访。

薇琪很惊讶那天晚上他没有被强迫住院。克林敦跑出医院后,她开着车在西悉尼的街道上四处寻找。

“我真的以为警察会回来抓他,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安排过很多次,在症状少很多、古怪行为也少很多的情况下。”

“他们没来,然后我想,哦,也许医院夜班精神健康服务人员会来。”

他们没有出现。第二天晚上,克林敦袭击了他的妈妈和女友。

“他用这把观赏剑......正好击中我的腹部。”

“我呆住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见过克林敦暴力的一面,更别说做这样的事情。”

不久后,克林敦被捕,并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严重身体伤害。他的母亲因受伤需要进行大规模手术。

他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最后因精神疾病被判无罪。

三年过去了,现在他在社区接受治疗,和他的母亲住在那个他差点杀了她的家里。

薇琪说:“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我不想看到克林敦回到监狱。”

“我真的以为他们会把他安置在一个提供支持的住处......帮助他改善,帮助他继续生活,给他提供创伤咨询等等。

“迄今为止,这些都没有发生。”

“他不喜欢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羞愧,很内疚,也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他对我说,‘妈妈,你是我最爱的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是他的最大疑惑。”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医精神健康委员会主席金伯利·迪恩(Kimberlie Dean)说,精神疾病和杀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

迪恩教授说:“人们不愿意谈论这个群体,因为这可能会使更广泛的精神病患者群体蒙受耻辱。”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少数群体,他们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有暴力倾向。绝大多数人不存在这种风险。”

“我不认为忽略这个问题会有何裨益,但保持平衡和客观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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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帕特里克·麦考利(Patrick McGorry)表示,对更复杂和更严重的精神病发作者的帮助充其量算是“老掉牙”。

“公共安全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个国家对精神卫生保健的持续忽视,特别是在更为严重和复杂的精神病方面,”他说。

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人权专员布赖恩·伯德金(Brian Burdekin)对澳大利亚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展开调查,并关闭了过时的精神病院。

麦克科里教授说,自那以后,人们乐观地认为澳大利亚正在向一个现代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护理体系迈进。

“我们减少了床位数量,因为我们将拥有强大、有活力、有效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而这个国家的每个州政府都违背了这个承诺。”

“我们并没有发展起来那些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这些体系已经崩溃了。”

迈克尔的母亲苏珊说,她不断地看到其他有严重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在重复她的可怕经历。

她说:“你看到这些人有一模一样的表情,你知道他们真的病了,然后你知道他们去寻求帮助却被拒之门外。”

“接下来,这儿有人死了,那儿有人死了。然后是其他人。”

**由于法律原因,本文中的名字已被更改。*

**在ABC iview上收看完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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