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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中共意识型态背离的文化,都要排除

《新史记》编译  南音

古代中国的富丽堂皇以及现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光荣崛起,是推动市场经 济时期中共亟欲向外界展现的民族主义力量,同时对于国内因市场改革而分裂的各个阶层,更必须靠民族主义来凝聚其共识与力量。但邓腾克在此特别指出,这并不 代表革命的意识型态已经消逝,完全被民族主义给取代,因为对于中共而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型态在国家的修辞上一向是共存的,对于博物馆的展览规划及 投射角度,当然也是如此。

目标主轴一以贯之

在1990年代初期,博物馆建设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1991年3月,江泽民向教育官员下令,应扩展近代与现代中国史和当前重要事件的相关教育,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产生对国家的自豪与信心,遏止崇洋媚外的思潮。

同 年,中共当局下令,在文艺、博物馆相关建设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比重,目标对准年轻世代,企求以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展览来影响年轻族群,透过“直观”的 意识来让他们产生更强烈的“现实感”;此外,更必须强调革命传统中“自我牺牲”的价值,对于中共统治阶层而言,这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忘却的。


官方著意将西柏坡打造成红色旅游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图为中共进城时“五大书记”塑像。

1995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100个“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虽然中国古文明及前现代历史的相关遗址,例如黄帝陵、长城和莫高窟等都在名单之列,但大部 分基地仍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显现其民族主义和政治性的角色。此外,早期建置的博物馆也都被要求突出宣扬爱国主义,重新布展,以各自的收藏品为主出版 与爱国主义挂上钩的读物——1996年的关于“红岩精神”的展览,就是其中一例。

关于这段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共统治思 维中的崛起,邓腾克特别提到,其中有一个重要且会持续继续进行的面向,就是复兴过去王朝的荣耀与古代哲学,主要是儒家思想。当代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曾对中国“国学”的复兴提出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就,已经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所转型,强化了人民在国家认同上的自信,以 及对过去历史发展的自豪。

换言之,中国逐渐崛起的强国地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过往那些王朝的荣耀,以及支撑帝国的儒家道德体系;过往那些帝国,已经在新的博物馆与新型态的展览中,找到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博 物馆和相关展览的讯息也经常跃上中国的媒体版面,媒体因而也成为一种宣传媒介。2004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西柏坡举办的特展、以“延安精神”、邓 小平为主题的特展,都通过官方媒体而大幅宣传。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媒体、博物馆和展览空间,基本上都成为官方塑造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机制。

自 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执政者对博物馆这类公共建筑的意象操弄,实际上各有其目标主轴,但大体上不会偏离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对于中共而言,所 谓的文化“底蕴”必须能够为其所用,且服膺中共一贯的宗旨,任何与党的意识型态背离的文化,基本上都在必须排除的名单之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的统治 历史尽管逐步累积发展,但对于这些领导人而言,革命遗产、爱国思维、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昔日荣耀与现今复兴崛起,这些概念主轴基本上不曾改变,只不过每一 代领导人会有不同的诠释形式罢了,而这些被操弄的文化、被扭曲的公共建筑,正是中共一手掌控历史叙事的最佳证明。(《被扭曲的建筑:中共一手掌控历史叙 事》连载2。《新史记》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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