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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一周年:澳洲政府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变迁

一年前的今天,史无前例的“反送中”民主运动在香港拉开帷幕。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呼吁立法会停止引渡法案《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

那是香港多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许多民众担心《逃犯条例》的修订会危及香港的司法独立。

支持与反对声中,人们似乎已经对双方的说法司空见惯——示威者抨击警方的暴力执法,而警方则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撤回《逃犯条例》、撤销“暴动”的定性、独立调查警民冲突、释放被捕示威者和涉事官员下台成为抗议者口中“缺一不可”的“五大诉求”。

这一声浪在海外的香港留学生团体和港人社区的推动下亦向全球蔓延。

香港与澳大利亚人员往来密切,在这场运动成败交锋的关键节点上,事态在这两地的发展保持着几乎同步的趋势——香港本土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力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中亦有所反映。

那时候,澳大利亚亲民主与亲北京的双方在多所大学校园或街头发生对峙。刚刚结束联邦大选的堪培拉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态度还在观望之中。

去年6月9日的澳大利亚也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大约3000名示威者走上悉尼街头,声援在香港举行的抗议活动。

在澳港人社区收集到超过5000个签名,随附在一封请愿信中,上交至澳大利亚外交部位于墨尔本和悉尼的办公室。澳籍港人在这封请愿中表达了安全方面的担忧。

“如果这些澳籍港人在《逃犯条例》通过后返回他们的出生地香港,他们可能会在香港遭到逮捕,并被引渡到中国监禁,“这封信上写道。

此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拟议的修正案密切关注”,而且“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已向香港政府高级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对前往香港的澳籍公民发出了安全方面的提醒,建议人们避免大型公共集会。

墨尔本港人团体澳港联的领袖珍·潘(Jane Poon)告诉ABC,在澳港人普遍认为佩恩的声明力度“太冷淡”。当时中国官方媒体把这两场声援活动形容为西方社会“一些势力”进行的“政治秀串联”。

“我想当时所有外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冷淡的态度去处理,”珍·潘说。

“在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香港内部的问题,不要用他们的态度来干预,”她说。

澳大利亚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初次直接表态是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发出暂停修例工作的声明之后。

当时,佩恩在声明中表示欢迎,并以积极的姿态称赞了香港在“一国两制”政策下独有的优势——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

然而,港府的“暂停”举动不是事态走向缓和的开端,而是官民对峙的恶化开始。

堪培拉的反应随着香港警民之间的暴力对抗不断升级而相继作出调整,提醒前往香港的澳大利亚公民“高度注意”,强调抗议活动变得更加难以预测,香港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在澳大利亚国内,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学生团体在全国五个州及领地的六所知名大学设立“连侬墙”(Lennon Wall),鼓励人们在彩色的便签纸上留下鼓励的话语,从而声援香港街头的示威者。但这一温和的亲民主活动在多所大学遭到了亲北京学生的抗议。

例如在昆士兰大学的抗议活动被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称为香港学生的“反华分裂活动”。在亲北京一方看来,香港学生发表的是“港独”言论,是在外国破坏中国主权、抹黑中国形象的极端做法。

在这个南半球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对修例的抗议逐渐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在澳大利亚施加政治影响力的讨论,这样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珍·潘认为,许多参与者认为昆士兰大学发生的对峙事件是澳大利亚为了经济利益牺牲言论自由的表现。但位于堪培拉的独立智库中国政策中心(China Policy Centre)主任倪凌超(Adam Ni)说,堪培拉始终克制自己的态度,因为亲北京的学生的言论亦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这与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的观点无关,而是这些学生拥有表达的根本权利,”倪凌超说。

此后,直到林郑月娥于十月引用港英时期的《紧急状况规例条例》颁布《禁止蒙面规例》,民间又掀起了一轮大规模的反抗。持续到十一月中旬,警方包围了香港理工大学,陆续拘捕超过一千名抗议者,成为“反送中”运动中最严重的暴力对抗之一。

来自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学生、政党代表和立法会议员陆续在西方展开游说活动,呼吁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民主国家能在人权和法治等方面做出更加强硬的表态,其中包括推动澳大利亚联邦国会展开人权法案的立法程序。

至此,据特区政府统计,香港在6月至12月中旬共举行了超过1000次的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

没有人预料得到这场看不到终点的运动与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产生了交集,导致“反送中”的抗议活动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既让示威者被迫中止抗议活动,又给予他们时间做出财力和精力方面的调整。对于疲惫应对这场运动的香港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随着疫情的好转,香港警方于四月中旬对黎智英、李卓人等15位知名民主派人士实施拘捕——这些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并不是暴力示威者,而是警方所指控的未经批准的“非法集会”的参与者。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做出进一步表态。

佩恩在声明中质疑这场拘捕对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抵触,强调了拘捕正值疫情当下,可能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安定局面。

珍·潘说,疫情带来的反思令西方民主国家开始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怎样对待外交和人民的。

“当一个政权没有把自己人民的利益放在根本的时候,也会被对手轻看,”她说。

此后,中国人大在今年五月高票通过港版《国安法》后,堪培拉迅速表态。

五月底,佩恩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与英国、加拿大以及后来的美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表达“深度关切”。

“[澳大利亚]不断意识到,需要通过协作来应对中国,而香港是个很好的例子,”倪凌超说。

佩恩说,在没有人民、立法机关或司法机构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中国人大代表香港制定这样的法律显然会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

“我们极度担心这一行动将加剧香港社会现有的深层分歧;这项法律无助于在香港内部建立相互了解和促进和解,”这份联合声明写道。

“允许香港人民享受他们被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在整个香港社会重建信任,这是摆脱过去一年来香港紧张局势和动乱的唯一途径。”

对于未来,珍·潘表示,香港民众所要求的和西方社会的价值是一致的,但“香港的状况不断变坏,人民的诉求得不到回应”,她希望堪培拉能作出更坚决的表态。

“坚持澳洲原来的核心价值,才是最好地保护澳洲的利益,”她说。

但在倪凌超眼中,香港的局势已经进入一个“黑暗时刻”,目前还看不到破解的办法。

“北京学到的教训是,如果不多加管控,就会发生抗议活动,”倪凌超说。

“《国安法》和更多强硬的制度将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而一种观点认为这将导致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此时此刻,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看到了一种反抗和压制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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