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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学派”话语权之终结

 

周浩思 来稿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数十年高速发展、社会持续稳定,国人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逐渐滋生、增强;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更反衬了这种模式、道路的优越性。就在这时,一群不忿于“中国明明做得比别国好,却要被别国骂”的有志之士,开始聚集在一面称之为“中国学派”的大旗下,亮明招牌、摆好车马,准备与西方意识形态大战一场,分出高下。

这些人中,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大约是孔丹、李世默、张维为等,分别代表政、商、学三界。他们致力于从文明源流、制度有效性、理念自洽性等方面,论证中国模式、道路的合理性,及其相对于西方的优越性。在此方向上,一大批学者梳理大量事实与理论,呈现了很多由其他视角难以呈现的信息,得出不少由其他维度无法得出的结论,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构筑得越来越完整、描绘得越来越清晰;尤其对于西方视角下对中国体制的剖析与批评,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回击,为中国执政当局构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提供了相对最经得起检验的砖石。正因如此,中国学派在中国大陆发展迅猛,成为当代“复兴话语”的重要一翼,而且是摆脱了自说自话,最有可能与其他话语正常对接或进行交流、辩论的一翼;张维为的代表作《中国震撼》,也因此获得中国执政者习近平看重,甚至被他推荐给其他国家领导人。

但是,中国学派的这种说服力、雄辩性,甚至其理论自洽,都是建立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实践中所向披靡的基础上的。一旦中国大陆在实践中遭遇挫折,中国学派的雄辩就很容易变成诡辩,因为他们背负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一党长期执政辩护。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只要是站在现实条件下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同时为中国大陆的现行体制辩护——如果你认同中国大陆的现行体制有损于中国利益,那么,改变体制就成为增进中国利益的前提,又何谈在现状条件下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呢?所以,凡主张在政治现状下维护中国利益的,都是认同中国大陆现行体制有利于中国利益增进的,至少也是认为改变体制比维护体制危害更大的。所以,在这些人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和结论中,都隐含了一个前提:现行体制是可取的,至少也是“最不坏”。他们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必须背负这一前提。

从现实表现看,中国大陆的现行体制并没有什么不好,它至少表现不比其他体制差,很多方面还表现更好,这次疫情就是一次检验和证明,说到底,中、西两种体制只是适应性各有不同而已。对此,中国学派已进行了深入、充分的论证。问题在于,仅仅这种程度的论证,相对于这个体制所需要的辩护而言,是不够的。原因在于,这个体制向社会、国人索要的比一般体制更多——它要求的是“一党长期执政”,所以,它需要付出的也更多,需要提供、或者证明自己能够提供的东西更多;也因此,为它进行辩护的理论,需要论证、维护的东西也更多。就辩论而言,你不能仅仅只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或者某些地方比别人好;你还必须证明,这种制度就是比其他制度好,而且不只某个地方好,而是每个主要地方都更好。这样,你才能兑换一张上面写着“一党长期执政合理性”的门票。但凡有一个地方你承认不如人家,这种“不如”,就可能被引申为对“一党长期执政”的质疑。在辩论中,人们会被引导着产生“感觉”:这个地方,正是我最需要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既然你不行,那就赶快走人,换一种行的上——这样一种高度不对称的辩论,难道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一党长期执政”对于绝对正确、全面优越的这种需要,也是中国大陆所谓“正能量”宣传经常毫无底线的原因。一些大陆知识分子经常会感到愤慨或担忧,觉得官方一些表达太愚蠢了,完全不可能起到正面效果,只会让人反感——实际上,用不着较真,宣传而已,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但说还是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立场的宣示。就像在南海问题上,虽然中国大陆主张的“九段论”不可能被周边国家承认、接受,但说还是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中国的立场所在、利益之关键所在。同理,要国人广泛接受“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以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都是不容易的,但事实上又不能后退,所以,必须不断描绘党和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执政党的这一需要并没有改变。执政党并不奢望通过这种“宣传”就能让更多人相信它,它知道结果往往还是“原来相信的继续相信,原来反对的继续反对”,一切都很少改变;它也不太在乎过度宣传会加剧反对者的反感,只要管控住传播渠道,反感就难以兑现为物质力量。

一些知识分子从善良意愿出发,总容易想象,即使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只要执政者足够开明,也可以出现一种言论宽松的和谐状态,就像所谓的“百花齐放”。但历史的经验是,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言论总会自动趋向两个极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所谓在中间良好状态的停留,其实只是走向某一个极端的过渡而已。1957的“大鸣大放”和1989年的“六四”,就是最典型例子;江胡时代相对宽松,但也逐渐有维持不住之势,所以才出现薄熙来在重庆的反弹,而且党内拥护者众;也因此,习近平上任后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的其实是没有薄熙来的“重庆路线”,这说明他也是看到问题,知道江胡状态不可持续,只是作为储君,他当时没有亮明旗号而已。

正因为“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有着这种特殊的辩护需要,中国学派的一些人即使对此没有明确意识,也被包裹其中;这不是他们的唯一任务,甚至可能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却是他们无可推卸、必须背负的重任。换言之,在辩论场上,中国学派等于背负几百斤的重物,却要上擂台与一身轻松的对手比武。这种情况下,不输只是侥幸、偶然、个别,输才是正常、合理。

回到前面的话题,不同体制很难分出优劣高下,只能看具体适应性。相当于西方,中国大陆的体制有着自己的优势和适应性,并非不如西方。但是,由于一党长期执政的包袱,中国大陆体制在话语权方面有着天然劣势。只要在现行体制下,可能中国永远辩不过西方,换哪家哪派理论结果都大同小异。作为一个政权,它当然希望获得更多国人之认同,这样可以极大提高社会的运转效率、降低运转成本,但它也早已从事实中得到充分教训:现行体制要想提高国人之认同,靠的不是“说”,而是“做”;国人认同的每一个增量,都是来源于“做”,即所谓“政绩合法性”,而不是来自于理论包装;“说”只有依托于成功的“做”,才能具有扩大认同的说服力。

所以,中国大陆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对外界只做不说,努力埋头把自己的事做好;要说也只是自圆其说,不与外界争论。这才是扬长避短,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如果非要执着于在话语上与西方一争高下,就等于选择在自己最不擅长的领域与对手决战,绝非智者所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派的话语权一定程度被终结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下行、中国模式在实践中遇到困难,中国道路难以自证在所有重要方面均优越于西方,中国学派在面对西方话语时,再难做到胸有成竹、挥斥方遒,反而开始表现出某种底气不足,有时需要强为之辩,因为“维护一党长期执政”的包袱越来越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派包括中国大陆其他的理论工作者,不应该再将重心放在与西方的对辩上,而应该专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对自我理论的完善,从而为中国执政当局的治国理政、为民间的教化熏陶,提供思想理论资源。

概言之:走自己的路,让西方说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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