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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自述人生路(转载)

任志强自述人生路:我得做我自己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


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1]。

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

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

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 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2]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 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共产党对延安没做多少贡献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

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1970年代,周总理回了一趟延安,延安的老百姓是百里长街,依依不舍。可毛主席是坚决不回去的,因为过黄河的时候老和尚给他算了命,说你过了黄河就不能再回来。所以,他在黄河边上晃了很长时间,敌人离他就三五里地了,他就不过去,就是因为老和尚说的那句话。后来他也再没过黄河。所以,他真是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总理回去那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等于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对延安没有做多少贡献。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 




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

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我当时是班长。

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大概有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 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了两米多。

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要走一个月的时间。

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

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3]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

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 这些东西学起来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

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


改革弄潮

我当兵的时候,团里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喜报,说我立功了。我回到家,想让老头夸我几句,老头不但没夸,还说: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当多大官了,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啊。我一气之下,说,去他妈的,不干了。1980年,我就提出复员算了。我在北京晃了一年,没回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给我提官儿了,任命我为作战股长。但是我没回去,所以命令被取消了。我最后是按连职参谋复员的。

从部队回来,我连户口都上不上。后来找了个警察,证明我是从西城区走的,于是,在西城区落了户口。当兵反正有当兵的那套手续,不再管以前了。

我原来的户口其实还在延安,等于我重新设了个户口。当时转业分派工作是去公检法系统,我不愿意去再受约束,所以我是主动要求按复员办的。

北京当时有吃饭难、做衣难……这么“五难”。北京市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和“联社”这两个重要机构,集中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和北京市城市服务的“五难”问题。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发展小商业。北京市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堂兄曾小凡办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号称是两大私人公司之一嘛。北京最早的两大私营企业,钟家仑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号称是第二个。曾小凡家是曾国藩的后人,我姐夫家是曾国荃的后人。

公司一开始叫“北京市青年服务社”,后来改名叫“怡达”,就是在“北京市联社”之下办的。搞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租了个小破民房。那时,我还没复员,不过他们一成立,我就去给他们帮忙了,但没拿他们的工资。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生意,就借我这社会关系,从农村收购兔皮,然后出口。我就帮着跑到广州去,通过外贸公司办理出口,办理许可证这些事。我的同学、朋友比较多,所以,到处乱跑帮帮忙。这第一单生意因为汇率一变化,结果还赔了。

我复员以后,就在怡达干,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番天下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一开始什么都干。这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提出来,你们来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院里一些孩子的就业问题给解决了吧。于是,由曾小凡牵头,我出面跟农科院签了一个协议。我为什么愿意去农科院,因为事先我跟院里说得很清楚:做事得我说了算,反正你就给我这么多钱,说好到时候给你上交多少钱就完事,我自己决定用在哪里。我们后来干了一大堆事:开了个小商店,还有洗衣部、冰箱修理、做模型什么的,见缝插针,可以说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当时在农科院门口还盖了个“天天饭馆”,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饼,我也跟着干。晚上11点钟算账、数钱。那时候,商店卖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收的都是一分钱、一分钱的钢镚儿,一摞一摞地数,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算好的,有天中午一个战友找我说事,我们俩就在那个小饭店里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累到这种程度。这期间,我们还卖过服装、水果什么的。那时候,我还看过摊,白天卖葡萄、卖香蕉,晚上就睡在摊儿上,蚊子是飞来飞去。

那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收入也不错,一个月可以拿到300多块钱,算很多了。农科院前前后后大概投了30万元,我每年还他们10万块钱,都是按期还的。有钱挣,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10万块钱就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孩子、家长满意,有了工作,有钱挣了。1984年的时候,员工差不多有60块钱工资了,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收入了。那会儿,农科院决定要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处长,专管这些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整党,把我从农科院调回“怡达”参加整党。“联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查我们,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没查出什么,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由他们接管了。我在怡达是副总,业务是我在主管。我当时本来还在犹豫,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这么一整,促使我去了华远。

1984年年初的时候,华远公司在招兵买马。华远的总经理戴晓明原来跟我并不熟,有天他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请他们在便宜坊吃饭。这样,我们就侃上了,侃完以后,他说,干脆你到我这儿来算了。我记得他开的是辆小破汽车,还得摇,不摇打不着。他是从西城区的机关下来的,不太懂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这些事情。我当时都开了十几家企业了,这方面比他熟。怡达的事使我下了决心。




“投机倒把”罪

我过去以后,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任“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编制有3个名额,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当年也就挣了60多万元利润。当时在华远,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从南方往北方倒什么录音机、录像机这些东西,最开始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直接到当时号称国内“四小龙”的南海、中山、东莞、番禺这些地方买东西,然后再倒腾这些东西。我也是第一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在替人家“销赃”。

我们曾经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扣了货,连飞机一块儿扣的。可军用飞机人家可不管这个,你地方凭什么扣我?第二天我们的货就放了。关键还在于这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责任,货虽然在我这里,但对方是有经销权的公司,我是正常买货。前面那一段我们管不了,但我们不承认是走私品。因为我和国内这些公司签的合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不做走私品;所有税款由他们去补。如果说他偷漏税,和我也没关系。最后,对方公司同意补税了,因为我们和他的合同上有这个条款,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绝对是北京市的大头儿。连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买什么摄像机、买设备,都到我这儿来,包括教育电视台的第一套设备,都是我们给他们买的。那时候大3/4的、1/2的[4]编辑机什么的,都是我们用飞机拉过来的。

到1984年10月份,我正式办了调到华远的手续。不过,离开农科院以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科院刚开始成立“老头队”,也就是退休人员组成的施工队,盖西单广场、百花市场、老地安门商场改造,他们接了很多活,都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在建筑行业一说“老头儿队”,都知道,一直到现在还在给我们干活。

1984那一年,我们挣的利润,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也就是说90%上交,10%归我们发奖金。我就把奖金发了。我们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给我 3个编制,还有俩待业青年。待业青年每人给几百块钱奖金就不错了,那个干部给两三千,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员,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七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这个人比较特殊。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1984年我又从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花了9千块钱。当时9千多块钱已经很多了。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人家都说“可能是贪污的”,认为不贪污怎么能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我没去,我说我正谈判呢,下午去。结果,中午检察院就来了。纪委看我不去,以为我要跑呢,让检察院直接把我抓起来了。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实际上,这事儿啊,纪委完全是瞎胡闹。1985 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北京日报》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5月7号,由西城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范围经营的事情,以及其它一些事儿,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但是,纪委不干。纪委到9月份还在查。其实,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不是他们查出来的。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当时我没问题,但人才公司的副总有点问题。他把利润的一部分倒出去了,相当于中介费似的。不过案发之前,这些钱都还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当时是第一次经济“严打”,还是被认为有事儿。而且,认为他跟我相互勾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都不是华远的人,来华远之前就签了一个销售录像机的合同。他当时在晓峰公司,晓峰公司是国家科委的吧。实际上是晓峰公司要的回扣。几百台录像机,我们都没见到货,就倒给晓峰公司了。他们也不是再卖,是给军队用的,等于是为军队采购。但是,他们买了以后,要了一部分回扣。我们当年完成的利润,其中有30多万是这部分钱。另外,还转了一部分钱到南海的一家家具厂,再将家具加点儿利润卖给了晓峰公司做办公室用。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正式调到华远来,但资金走的是华远的账号,没有揣个人腰包,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那个副总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又改判成7年半。这确实没什么道理,挪用公款是以挪用超过三个月论处的,而他占用的这部分资金已经还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反正当时有那么点儿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事一查跟我没关系。而奖金的事,我的所有手续、华远的手续,都是全的,“一九分成”也有会议纪要。我的奖金是该拿的。那时候也不用上个人所得税什么的,所以,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一点儿违法的事也没有。抓我的时候正好是中秋,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去退钱,说我贪污,要把钱顶上。我妹妹就把我的摩托车卖了,凑了一万块钱还是多少。到第二年2、3月份的时候,检察院已经把钱退给我妹妹了,要放我出来了。可是,市里有人不干了,3月份就把我的案子调到市里管了。这样我就进了半步桥监狱。

他们已经抓了我,没法放啊,就给我定了个“投机倒把罪”。这个投机倒把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在盖华威大厦时,钢材不是要有指标吗,就让大家想办法去找钢材。于是,我就通过农科院倒了一批钢材过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华远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允许做钢材的,我要是直接从总公司做呢,就没事了。我当时为了把利润搁在我这儿,就用我们人才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再转给总公司。后来总公司说钢材型号不对,我就把这批钢材给卖了,大概卖的利润超过了六万块钱。当时规定“不当利润”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算投机倒把。但是,5月7号的时候,马凯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超营业范围经营”做了结论,因为总公司营业范围是可以经营钢材的,我们是子公司,所以不算完全违法。可检察院还是算我是“投机倒把罪”。

我是1985年9月按“贪污罪”抓的,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中间隔了整整一年。我说,晓峰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事儿我不知道嘛。于是,法院就退回检察院重新审理。本来我跟我那副总是同案,他们看实在扯不上,就给我改为“投机倒把罪”单独起诉了。这样,法院就给我判了个“判二缓三”,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不过,我很快就上诉了。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半年以后,检察院才给我下了裁定书,说我“无罪”。可“无罪”吧,还不直接写你无罪,写的是“可不认为犯罪”。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

狱中一年

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主要在半步桥监狱。

监狱里犯人只能看些什么《法学概论》这些书。我在监狱里倒是学了好多法律,那时候没事干,天天就在那儿念。应该说已经学得很不错了,恨不能都背熟了,哪条法律在书里多少页都知道。那时我还替别人写状子呢。我大概看一下那个起诉书,就知道是“缓刑”啊、是“无罪”啊,是“死刑”啊,还是会判“多少年”啊,基本上都懂,而且估计得还倍儿准。什么“严重”,或者“特大”,这些词儿一用,就知道该判多少年了。这对我以后学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倒是很有帮助。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来也很怪的,那时是第一次“严打”,抓了一大堆处级干部。我们屋里就有七名党员。所以,那些刑事犯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七个人联合起来,也不管有罪没罪,组织个“党小组”什么的,互相保护。后来,我们中间有四个人是无罪释放的。一个是北京市冷冻机械厂的厂长,那时候不是有“星期天工程师”[5]吗,但他们说“星期天工程师”可以拿钱,厂长星期天兼职不能拿钱,因为厂长算行政职务。其实是有人想整他。实在瞎胡闹,但不能白抓啊,后来判了半年徒刑,又缓期了两年,实际上就是无罪释放。另一个是中资机构的老总,外贸部前部长李强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检察院说他私人倒腾两千万在香港设立境外公司。实际上是李强、国务院都批准了的事。最后也无罪释放了。还有一个是哪个部委普查办公室的主任,他呢,是为了省钱,把全国普查的那个钱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全部都是全国普查用的那些资料、表格什么的。他个人没拿钱,印的又全是应该印的,自己弄个小厂子,省了钱,还可以安排单位多余人员搞第三产业。那时候国家机关不允许搞第三产业,说他把全国普查的钱拿去私营了。一开始判了他十年,等他申诉完了就放了。那时候就是可笑,很多界限说不清楚。

放我的时候才有意思呢:检察院的先是跟我们的书记、经理谈,说,任志强不能去告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我说我能有精力去告他们吗?第二件事是要安排一个检察院的家属到我们公司工作。戴晓明他们同意了以后,才放了我。不然,他们就不给你发裁定书。这都是什么事?那个西城区的检察员,说我无罪,但市里不干。他真是比较正直,认为无罪就是无罪,最后这个检察员就要求辞职。检察员是由人大批准的,不是随便可以辞的。上面先是不同意他辞。他就跑到北京站卖了两个月汽水、冰棍,意思就是我不干了。最后区里没办法,同意他辞去了检察员。他现在还在给华远当律师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无罪,人家很清楚。市里其实也清楚,但最后裁定书里还不写你“无罪”,写他妈的“可不认为有罪”。什么玩意儿?

当时这个事,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没人明说,都是暗的。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华远公司不满意,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我最后还是无罪释放。但是,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到现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党员大会讨论的时候,戴晓明第一个说:“反对的举手”。他先表决“反对”,并第一个举手。一帮人在党员大会上都反对给我处分,结果就没通过。我本来就没事嘛。最后用什么借口呢?是以“管理不善”的名义给我的处分。我的副总不是被判了刑嘛?其实,他的事和我没关系。

后来,提我当华远的副总,区里就因为我的这件事不肯认账。戴晓明说,我们集团决定了,就算任命了,不管区里认不认。政府的副处级干部,就由组织部管了。这样,过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区里看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才给我正式任命。1990年戴晓明离开华远、我接任总经理的时候,还是这样。区里一开始也是不给任命,还要我代理工作。

这当中,公司要换法人代表,企业没法人代表不行啊,最后他们同意我当法人代表,但还是不同意任命。又过了一年半,到 1992年才任命。再往后,区里看我们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他们有点儿过意不去,而我又老提旧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能取消党员处分,你就当个人大代表吧,就算没什么问题了”。可我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又说我老投反对票,还是弄个政协委员吧,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没有投票权了。所以后来又让我当了市政协委员。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是因为这件事。区政府以这种方式算是给我“平反”了,你再说别的也没用。

上市前夜

我这人遇到的热闹事儿其实挺多的。像我们这个合资公司----“华润置地”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就挺曲折。

我们最初合资的时候,开始是与光大合作。那是1994年8月31号,我跟光大签的合资协议。紧接着,9月4号我就跟北京市签了京通公路的协议,约定由我出钱修路,市里把京通公路旁边的地给我。刚签完字,光大就不干了。这下麻烦大了,没有他们的钱,我可拿不出资金去付北京市的钱。在此之前,我曾经与华润谈起过合作。他们也说过,干!项目合作还不如公司合作。这时,我就正好让华润把光大的股权接了。如果光大干了,他们就发大财了。

就在华润置地挂牌的前一天,出了两个插曲。一个状况是:香港联交所1996年11月通过我们上市。上市的前一天,11月7号晚上,证监会突然说不同意我们上市,非说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批准。第二天就要“敲钟”了,真急呀!在那之前,我们也到证监会跑了好几趟。但是华远只是把52%的外资部分上市了,中资部分没上市。证监会说,你们的资产没出去,这事跟你们华远没关系。搞得我们还没办法。后来,吴仪老太太自己跑到朱熔基的办公室吵吵半天,说华润享受外资待遇啊,它用不着跟你证监会报批呀。最后,还是朱镕基表态了,说:这事要有问题是我的问题,不能让上市公司对外的影响搞坏了。证监会也没就脾气了,但还是要处理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说要罚款100万,并取消三年资格。最后,证监会在开听证会时也把给他们的处理决定给抹了。

另一个状况是:那天11点多钟,香港八大报纸和联交所都接到一份举报,说任志强是犯罪分子,是“欺骗股民”,不能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公司上市之前,我们都是要签确认书、律师函的,要说清楚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事情。

当时香港还没回归嘛,我们的书记是在英国大使馆宣的誓。宣完誓了,突然说我有“犯罪记录”,这不是造假吗?所以,下午1点钟,各大报纸、联交所都打电话来问我。我回答说,我是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本身就已经证实我没有犯罪记录了。可这么说不行,得有相关证明。于是,香港联交所通知公司,公司通知我,我们的书记为这事跑了一下午,各级都得去请示。请示完了以后,又跑到检察院去折腾半天,本来答应下午五点钟以前一定弄出来。结果,一直拖到五点半多,检察员再经过各级请示后,终于给出了个证明,说经过审查,证明我无罪,没有犯罪记录。检察院直接把这个证明发到了香港,给香港联交所确认。然后,我们的律师即刻给所有的报馆发函,说任何报纸都不能登这个消息,因为没有这事儿,如果哪个报纸登了,我们将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家报纸登了,那报上说:前几天我们曾接到匿名举报信,说什么什么,后来经联交所核实,说没有这件事。其他的报都没登。这才保证了第二天顺利挂牌上市。

这件事儿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发了十几封。

为这事,我们书记跟区里说过多少遍,区里说,这事没办法重新弄了,党内处分按照规定也没法给你取消。可你当了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就已经证明你没罪了。但是,人家联交所、香港人不理你那套,所以,最后还是由检察院出了证明。但是,以后像这样的事儿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冒出来呢。

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我当人大代表是很认真的。我们总公司当时是在新街口选区。跟我一个选区的另一位代表是个当居委会主任的老太太。我们俩还一起到她们居委会那一片儿,挨家走访,到单位去走访,征求意见。她都六十多岁了,还跟我挨着家走,告诉我:这家最穷,去这家,那家最穷,去那家。记得第一次走访时,那儿什么都没有,穷得不得了,得走出老远才能找到公用电话,太不方便了。公用电话对老百姓还是很有用的。

于是,我就给她们那里安了两部公用电话。那时候,安部电话要五千多块钱吧,反正很贵的,还得拉电话线。我跟她们说,我出安装公用电话的钱,再收钱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还有件事儿,那时老百姓在大街上跳舞健身,我给买了收录机、磁带、喇叭。小区组织各种活动,就等于有音响了。那时候,音响设备不如现在这么好,有个收录机,再接个大喇叭就行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选民们高兴得够呛,以后老想选我,还说,可找到个“财主”了,能帮选区干点事儿。后来,我们公司改为阜外这个选区了。有点什么事儿,居委会也跑来找。那时候居委会真穷,没钱。作为人民代表,当然可以向区政府反映,让区政府解决。可是小小不然的事儿,报区里,还有好几道关,一般来说,我们公司或者个人能解决了也就算了。

像我这种人大代表,企业的代表,大部分都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因为选区是你这个企业所在地呀,周围选民共同选的你嘛。我们集团人多,基本上我们能得半数以上选票,但是你不能不照顾周围选民啊,你不能刚过半数就当选吧?一般都希望票数高点儿啊。所以,街道就出来做周围居民的工作。居委会主任就跟居民说,哎,我们选谁谁啊,他帮我们办了什么什么事儿。

人民代表是必须管本选区的事,比如,我是西城区人民代表,是西城区选的,我得为西城区说话,这是必然的。你要是新街口街道的,就得为新街口说话。人民代表是一层一层选上来的,代表只为选区服务,一个选区里,老百姓或者工厂、单位有什么意见,例如弄个公共厕所啊,弄个什么东西,遇到这些生活中的事儿,他们就把人民代表当真了。

政协委员则不固定区域, 没有区域限制。政协老组织“专题考察”什么的,一般都是大事儿。

当然,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政协委员,也有人来反映具体的问题。而且,你涉及哪个区的事儿都行。政协委员不是按票选的,是按“界别”划分的。

我的感觉,人民代表的水平、素质是低的,是在大平均数以下的。人民代表里头,水平、素质是高的高、低的低。很多现任的官员在人大里,像区长、副区长、书记、副书记,都是人民代表。但是,它底下还得有最基层的代表。人民代表选举有规定,必须有最基层的代表。最基层代表素质就很低了。你说,居委会主任,她除了要个公用电话或者什么,能想多少国家大事儿?西城区的规划,她能看懂吗?再比如,从工人中间选上来的,像什么清洁工啊,你再让他提高也提不高了。这种人比例占多大?很大,可能有三分之一。

政协委员,则大都是知名人士。不管他在哪个行业里头,他都是知名人士。即使他大的方面再不行,但在他那个行业里头还行。比如某个唱戏的,在他行业里也要有点儿名气。政协都是这种人。退休干部也很多,他们退下来以后,什么都不怕,反正最多混几年,所以敢说话。在人大代表里头,没人敢说,因为他还得继续当官儿嘛。这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典型差别。你看政协提案,提什么的都有,才不管你那套呢。而且学术界的很多教授也是政协委员。这样一平均,文化层次高得很。层次偏低的是那些个体户,可能捐个钱什么的就当个政协委员,也为了要有代表性嘛。但是他占的比例低,当然有些小老板什么的,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起以后,也有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人大代表里那些低素质的人,有些是再怎么也提高不了的。但是它规定了必须要有这么高的比例。

人大政协内部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政协委员里共产党占三分之一、统战的三分之一、社会群体三分之一。人大代表呢,是基层的三分之一,管理的大概三分之一,中间的那块,就是像企业、学校这些。

基本上是这样分的。所以,人大代表里总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层次比较低的。


上市与退出

我去华远时,提的条件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你要让我到华远来,我就要自己干,自己说了算。我在华远集团当副总的时候,不仅仅是集团副总,还是地产公司总经理,在地产公司还是我说了算。我们那时候叫“各路诸侯”吧,我这个诸侯是最大的一个诸侯。我经常不听集团总经理的。

华远在1995年3月才取消董事会,在这之前,董事长是陈元,马凯是副董事长。成立华远的初衷,实际上是要突破体制的。虽然对我们还是有体制控制,但是我们叫“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区政府开始就是这么批的。“计划外”,就是不管你,给你个“全民所有制”牌子,让你好办事。客观上,当时还突破不了体制。我们到1992年才列入编制,华远成立快十年我们才列编。1992年前,我们一直以为华远是处级单位,因为在区里是按处级单位管的。那会儿不是有 “控办”吗,买汽车得通过“控办”。我们在申办购置车辆时,发现没有我们的“编制”啊,也就没有我们的“指标”,这才给我们补办。然后,进行国有资产登记,我们也登记不上。因为我们没有国有资产投资,最早华远是从区联社借的20万贷款,早就连本带息还掉了。而国有资产登记有一项是“资金来源”,有一项 “国有资产投资”。那一栏不填,就根本列不进去西城区的国有资产表。名义上我们叫“国有资产”,可实际上列不进去,又不算是国有资产。最后,区里没办法,到1998年,才用“返税”的方式,给我们退税7%,相当于6800万,把这个作为一部分国有资产资本金,华远才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国有资产。但这么一转化,等于好几十个亿全归了区政府了。

华远一开始是“跑马占地”。不过,在1985年以经营为主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向“资源”转化了。我们当时认为有两个资源:第一个是银行,可以参加金融市场;第二个是土地,要参与房地产。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转变。等到1988年、1989年时,我们就已经提出“三化”了:国际化、股份化和集团化,开始改变计划经济为主的这些东西了。 
我们真正走向正轨,应该是从房地产公司成立以后开始的。过去华远集团和华远房地产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87年底才把人马分开,牌子分开,1988年3月正式注册了华远房地产。1992年股份制改造,半年后正式获批,这是第一个大飞跃;1994年开始合资, 1996年底在香港上市,前前后后从境外一共拿到5亿多美元,有了第二个大飞跃,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蹦上去了。在1997年、1998年资产规模就是全国第一了。万科那时候大概只有我们的1/3,2000年我们用华润置地收购万科以后,万科才发展起来。

宁高宁当时是华润创业的总经理,他完全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他也当过兵,当年考中美联合培训,在大学生里他考了第九名吧?他到华润以后就说:凭本事干。我觉得,在中国商界里头,我认为他是水平最高的之一。后来他提出分手以后,我们才分开的。

要说当时分手的直接原因,首先应该是资本金问题。1998年朱镕基上台开记者招待会那天,香港股市暴涨。这之后第三天,我们增发了一次股,拿到八个多亿人民币,折合一亿多美元。按照合约,所有在境外的扩股融资,应该把钱给我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行的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可换股债,价格跌了下来,还不上账了。宁高宁就要华润置地先还这个钱,没把资金给我。当时,我已经铺了一批项目,需要付钱啊。由于资金不到位,他想让我把一个大项目先放下。这个项目一期工程已经付了八千多万元了,我当然不干,坚持把一期工程干下来了。因为违约,又增加了两亿四才把合同拿下来。另外又赶上北京市1998年出台一个改“实物拆迁”为“货币拆迁”的政策。我们正要拆迁一个有1700多户的小区,有三十多万平米的拆迁房。

等房子盖了,钱也扔进去了,那边股东不给钱,我们没有了流动资金;这边的拆迁户要搬走,突然变成要给他们付货币了。当时的局面是,那边亏损了一笔钱,这边又要支付钱。我的资金流断了。所以,房子得亏损着卖,当年利润就下降到只有九千多万元了。而前两年都是三个亿、六个亿的利润,这一下“砰”就掉下来了。于是,股民就开始不干了。如果有那八个多亿资金,我们马上就能起来了。因此,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华润创业开始发生争执。这是第一个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他们进行财务重组。原本我的股权是在华润置地里,可他们自己内部做一系列调整之后,把很多东西,例如华润大厦什么的,都装进了这个上市公司。根据合约,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做股权转让。宁高宁实际上是把华远股权从分公司持有变为集团持有了,本来也没什么大错,对他来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们认为这不是“变动”。但实际这是“变动”。

华润是1946年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它算是财政部“001号国有资产”,每年要给财政部上缴利润,但是它又算“外资”。这个变动的结果是什么呢?华润集团直接控股以后,就是要按他“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来进行管理。华远集团虽然也是国有资产,不过在香港那边儿是按上市公司办法办理。我们的分歧虽然核心是资产争议,但在管理上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结果意味着我连发奖金都必须经过华润集团批准。董事会里他们占有六个代表席位,我们只占有五个。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董事会表示意见,通过董事会批准就可以了。但是董事会通过的东西还让我上报?我是上市公司,我凭什么给华润集团上报,凭什么要华润集团批准啊?这违反上市公司的规定啊。虽然华润和华远都是国有资产,都持有香港上市公司华润置地的股权,但是,对上市公司的管理,还是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定办才行。其实,我要在香港告他,他是没道理的。同时由于改为集团控股,集团不了解公司原来的情况,于是就要来审计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万科”的事情。收购万科公司,本来应该是我直接收购的。早在1997年第一次收购万科,是由华远收购,但没成功。后来,宁高宁用华润置地来收购,等于一个上市公司持有两个公司的股权。万科提出要发二十亿的债,证监会提出存在关联交易没批准。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关于不存在“竞争性交易”的说明,说:万科是全国性的,华远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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