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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壑

见“学习强国”的《致敬武汉人民(诗)》,说——

“在猝不及防的病毒面前,……当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传染源、传播者,他们选择了停下脚步,选择了把自己全部封闭在了一座城里,就像垂危的绝症患者把自己锁在没有光亮没有呼吸的黑屋。……为了全国的安宁,为了春节的祥和,他们依然选择了悲壮!……中国人民,将记住你们的伟大,人类历史,将载入你们的崇高!……奋起,我不倒的中国!”

他们封城,再为封城献上一首诗。

相信城外许多人是赞同这封城的决定的。作为这被体制驯化出来的人民,与一种中国文化的携带者,是很容易赞同这样的决定的。反倒不容易相信会有比封城更有效和人道的方法。美日等国的防疫措施,是对患者给予隔离并提供免费救助,对接触者隔离十四天。在这措施的背后,则是一套完善的国家医疗和救助体系。这套体系,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以及一个正常国家的公共治理方式。美日等国的措施,在防疫上更有针对性,更专业,更人道,也就会更有效。

将一整座城市隔离,看似是一种防止疫情扩散的果断决定,而实际上是把居民全部假定为患者和接触者,无形中人为扩大了疫情的规模和防疫的难度。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多个城市宣布“封城”,隔离人口五千余万,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对如此庞大的被隔离人群提供医疗和救助,——所有医疗和救助都只能是象征性的。这种隔离使患者绝望和恐惧,使健康的人增加染病的风险,让人们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

无数人因政府的封城决定,在没有被检测的情况下惊慌出逃,加剧了疫情的扩散。而出逃的人,又因他们的被隔离地区居民的身份,遭到各地歧视。不只是武汉人,凡是有过武汉工作和旅行经历的人,也在他们各自的家乡遭到歧视。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也因疫情而出现严重的不信任和对立。那些自我隔绝的城镇和乡村的混乱景象,暴露了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的全部问题。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说:“据我所知,想要封锁一个1100万人的城市从科学角度是个新尝试。”我倒不认为这是科学尝试,这更像是受中国社会的一种以邻为壑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所作出的决定。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者围堵在灾祸的沟坑里。这种文化,从词源上看,在先秦时就很兴盛了。在接下来的二千余年里,经久不衰,衍生出像“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几乎成为像京剧一样的国粹,化作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了。而今又被“学习强国”的诗给予一种国家主义的赞美。

把灾祸封堵起来!我想,当他们做这封城的决定时,是不假思索的,是一种作为文化携带者的本能,并博得在场参与决策者们的赞同。此外,这决定的背后还有一层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的膨胀。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担当,却也导致片面强调理性无视人的尊严、幸福和自然规律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

以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理性膨胀。他们认为可以获知社会总需求,计算出社会总供给,从而制定生产计划,实行计划经济。不只是在经济领域,他们还把这种观念扩大到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历史上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一个族群的思想和文化的改造,包括这次对一整座城市的隔离,都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性膨胀。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将这种思想,称为“致命的自负 : 社会主义的谬误”。

他们先是表现的无所不能,当错失时机(已知的首个病例出现于2019年12月1日),情况失去控制,又作出极端反应,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手中的权力无法摆平的。在眼下疫情肆虐的中国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性膨胀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来。

连日来,举国上下对武汉人的防堵,把中国文化中以邻为壑的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对武汉人的各类歧视,不断刷新人耳目。武汉人在户籍制度之下,成了打着标签的“病毒”,沦落为在自己国家里的“难民”。穆斯林无疑最能体会武汉人的处境。自“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七五”事件后,穆斯林群体就成了这个社会中的“武汉人”。

以邻为壑的文化,不只是防堵武汉人,而是要防堵所有可能对自己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他者。有的地方,在武汉工作返乡的人,被家乡人用木板封死在屋里“隔离”。

若是这被封死在屋里的某户人家,因染病,或是因饥饿,或是因其他什么原因而不幸亡故了,我想,在他们书写共和国历史的时候,可以把这家人,借用“学习强国”赞美封城的诗来这样记载——

“当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传染源、传播者,这家人选择了停下脚步,选择了把自己全部封闭在了屋里,就像垂危的绝症患者把自己锁在没有光亮没有呼吸的黑屋。……为了全国的安宁,为了春节的祥和,这家人依然选择了悲壮!……中国人民,将记住你们的伟大,人类历史,将载入你们的崇高!”

这样的事,若是在古代中国社会,女的,给她立贞洁牌坊;男的,让他进忠烈祠。至于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

在这种以邻为壑的文化里,没有怜悯,不讲情谊。不论封城、封村还是封户,很少有救助患者的动机在里面,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把别人围堵在灾祸的沟坑里。只要末日不是落在自己头上,就支持对他者的一切激进的决定。若是不幸落在了自己头上,就自认倒霉。至于公民、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些模糊的词汇。陈丹青说,“这是个弱智的民族,注定会灾难不断”,笔者深以为然。

李云飞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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