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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过建筑掌控民众的历史记忆


《新史记》编译  南音
从南京高近450米的绿地洲际酒店楼顶,你可以眺望古城墙、紫金山、玄武湖,以及观察现代都会的车水马龙。14世纪时,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近50万人口,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前,这里是明代帝国的国都。

美国建筑师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为南京建的高楼,象征著这座城市富裕繁华的未来;然而,这座城市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也是历史辩论的焦点,定义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主导亚洲傲人崛起的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南京定义了中日历史情结

《爱尔兰时报》一篇报导指出,从南京这个城市重新思索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恩怨情仇,而这当中最具争议性的,当然就是1937年12月13日后足足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中国这一方普遍认为约有30万人遭到屠杀,而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死难者大约定义在15万人左右。


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这段历史之所以让中日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除了日本方面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学者仍始终否认过发生过这场屠杀之外,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似乎也不算一致,难免让人产生中国借此议题煽动中日关系之感,目的在于分散人民对国内议题的关注。

历史事件的解读,若从不同立场观看本就会有不同的思索,比方说,报导提到中共创始人毛泽东对于迫使日本道歉这件事基本上不太感兴趣,当日本于1972年派遣使节至中国道歉时,他的想法是,若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就不可能会有中共革命——正因为国民党的蒋介石忙著对抗日本人,才使共产党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

不过就算毛泽东当时抱持这样的看法,中共解放军少将罗援则指出,近来中方对这段历史的矛盾与歧见基本上已经很少,他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原因才会让中日关系深陷如此低潮?这仍是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中日之前存在政治阻碍,其一是钓鱼岛问题,日方不断挑衅我们;另一则是参拜靖国神社之举,这是历史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日本想摆脱二战的束缚成为正常国家”;“他们可以成为正常国家,但他们必须再次思考这场战争”。

2014年3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访德国时,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提及南京大屠杀,表示日军在南京屠杀三十多万中国人,中国人对此暴行仍“记忆犹新”,此言一出立刻引发日本抗议;但在另一场演讲上,习近平更提及在南京大屠杀时为中国人提供栖身之所的德国商人拉贝(John Rabe),并表示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将史实嵌进官方口径叙述

然而,若我们站在另一个高度来思考,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历史叙事的掌握上,基本上都有一潜在原则,那就是必须靠著对历史的诠释去向人民传播党需要的意识型态及基本认知——历史的记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来说,是一个可以运筹帷幄的有效工具。

如何去形塑人民的认知呢?美国知名汉学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邓腾克(Kirk Denton)教授,这位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亚太学报:日本聚焦》(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发表了一篇相当特别的分析文章,就从中国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史,配合历史的记忆,来探讨中共对于历史的诠释及操控,以及如何透过建筑来深入人心、操纵人民的意志。

邓腾克在这篇文章中,详尽回溯了中共自建党以来,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利用博物馆、纪念馆这样的公共建筑来形塑人民的意识型态和爱国思维,其中当然也包括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设立的宗旨,就是为了让人民记住那样的恐怖和仇恨。

这座纪念馆算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产物,相较于毛泽东时期淡化日军的暴行和侵害过程、转而推崇中国共产党主导之英雄主义叙事的作法,在后毛泽东时期,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引发了深层的社会变迁,包括新阶级的分化等,因此需要以共同的苦难来强调国家的团结,整合不同阶层的愤恨,齐力对抗这个外部的“他国”。(《新史记》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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